1 引言 在人类社会中，婚姻关系的建立往往会为个体生活的多个方面带来积极影响。与单身人士相比，已婚个体会有更好的身体健康水平(Fincham & Beach，2010；Robards et al，2012；Xiao et al.，2024)和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Grundström et al.，2021；Pinquart，2003；Soulsby & Bennett，2015；Wrzus et al.，2013)。这些证据似乎表明，婚姻可能带来个体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的长期提升。然而，关于结婚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提升究竟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甚至结婚本身是否能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目前仍有争议(Lucas et al.，2003；Grover & Helliwell，2019)，这种争议可能既源于社会文化差异，也与部分研究未考虑未婚状态下的生活满意度，或忽视了生活满意度在生命周期和社会变迁中的动态变化有关。同时，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婚姻事件与年龄阶段的异质性，但主要集中于非规范性群体(如童婚和老年婚姻)(Carr & Utz，2020；Fakhari et al.，2020；Siddiqi & Greene，2022)，对于结婚发生最频繁的成年初期群体，年龄阶段的异质性却鲜有探讨。对于年轻人来说，什么时候结婚对提升生活满意度更有利？不同的结婚年龄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又为何如此？这些问题的答案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大型追踪数据，从享乐适应理论和缓冲器模型的视角出发，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构建可靠的对照组，并进一步建立线性混合模型，探讨婚姻对成年早期个体生活满意度发展轨迹的影响及其年龄阶段异质性，以及变化趋势背后的可能机制。 1.1 结婚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生活满意度会受到多种生活事件的影响(Luhmann et al.，2012)，婚姻作为一种关键的生活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婚姻关系带来的独特亲密感和幸福感等积极情感，通常被认为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Gomez-Lopez et al.，2019)。然而，关于婚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多个国家不同样本的纵向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部分研究指出，个体在结婚初期通常会经历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但这一提升往往会在结婚后的两年(或三年)内逐渐回归至婚前基线水平(Clark et al.，2008；Clark & Georgellis.，2012；Hudde et al.，2023；Lucas et al.，2003；Luhmann，2012)。也有研究发现，在一定的适应过程之后，婚姻仍能使个体生活满意度维持在高于婚前基线的水平(Grover & Helliwell，2019；Kim，2011；Lee，2021)。此外，甚至还有个别研究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结婚事件都未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Denissen et al.，2019)。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源自于婚姻的社会文化属性。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塑造了不同的婚姻意义与功能：在个人主义文化(如欧美)，人们在婚姻中更侧重追求浪漫关系和个人体验，而在集体主义文化(如中国)中，人们不仅关注婚姻中的个人幸福，还强调家庭责任分工与角色期望这些文化因素(Diener et al.，2000；Dion & Dion，1993；Schimmack et al.，2009)，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婚后的生活满意度呈现出不同变化模式。除了群体和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外，婚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还因个体特征而存在显著差异。许多研究表明，并非所有个体都能从婚姻中获得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在婚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Chipperfield & Havens，2001；Gattig & Minkus，2021；Næss et al.，2015；Stanley et al.，2012)。综上所述，婚姻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需置于特定文化语境中讨论，并且这一影响在性别、年龄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下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从理论层面而言，婚姻可能通过两条核心机制影响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见图1)。经典的享乐适应理论(Hedonic Adaptation Theory)指出，当人们经历结婚、升职等重大积极事件后，生活满意度通常会经历一个显著的快速上升、再逐渐回落至事件发生前基线水平的过程(Brickman & Campbell，1971；Frederick & Loewenstein，1999)。该理论强调，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婚姻引发的积极情绪反应(如愉悦与满足)所驱动的，积极情绪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Diener & Oishi，2018；Lyubomirsky，2011)。实证研究表明，这种“享乐适应”或者“蜜月效应”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大约两年的窗口期，持续时间较短(Armenta et al.，2014；Lucas et al.，2003；Lucas & Clark，2006；Luhmann et al.，2012)。然而，从更长期视角来看，婚姻关系为个体带来的持续而稳定的支持作用同样重要。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Buffering Model)认为，社会支持可以在个体面对压力时，缓解压力事件对个体身心状态的消极影响，并有助于保持和提升身心健康(Cobb，1976；Cohen & Wills，1985)。婚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形式(Fincham & Beach，2010)，其所提供的稳定支持能够有效抵消成年期不断累积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从而在较长时间尺度上维持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水平。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强调家庭联结和社会关系的集体主义文化中，这种社会支持缓冲机制可能更为显著(Goodwin & Cramer，2000；Fang，2018)。相较于享乐适应给生活满意度带来的短暂且明显的高峰，这种缓冲机制对生活满意度的维持作用可能更为隐性、更难以察觉，它暗含在与未婚个体的对比之中：相比已婚个体，未婚个体长期缺乏稳定伴侣支持，可能面临生活满意度逐渐下降的风险(Adams et al.，2016；Holt-Lunstad et al.，2008)；此外，从时间维度上看，这种效应可能随婚姻关系的持续而逐渐增强：随着婚姻持续时间的延长，配偶之间的支持因素(如包容、信任度等)可能会更加稳固和深入(Bell & Harsin，2018；Pavlenko & Krasnikova，2024)，从而使得缓冲作用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