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文化批评是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和文化理论与本土文化讨论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实际上，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快速进入到地区与全球交错影响的流动模式，比电影更晚近出现的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同样也交织在这场全球性的流动盛宴之中。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转型时期，国外电影理论的引进为中国电影的理论建设与批评范式转型带来显著影响，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权威重建、经济体制变革与价值观念激荡等，又以文化思想的形式在电影理论/批评中显影。作为这一时期典型的时代话语符号，“文化”一词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具体到电影批评领域，则集中体现于一种强调电影文本之“文化”属性、拓展电影批评之“文化”维度的电影批评范式之上。尽管学术界一直从不同维度讨论这一曾经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的电影批评范式，然而，关于其范式特征、中国特性以及文化属性，仍有许多需要我们重思之处。 一、何谓电影文化批评？ 作为电影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交集，电影文化批评(与之并置主要有电影艺术批评、电影产业批评等)拥有电影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双重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出现了不少关于电影文化批评的探讨，但并未在其内涵和范围上取得确切的共识，这主要是由文化批评自身的复杂特性决定的。在重读中国电影文化批评之前，我们首先应对此研究对象的概念予以廓清。 (一)三个影响电影文化批评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概念 20世纪80年代，西方批评理论的译介、西方学者的来华讲学以及本土的文化热思潮，均对中国的人文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作为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以及本土的“文化讨论”，都在中国电影文化批评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鉴于这几个概念在学术研究中时常被混用，在界定中国电影文化批评的概念之前，需要先对“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的关系进行必要的梳理。 1.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一般认为，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是一种采用文化学的视角，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的批评形态。它对恪守文本中心立场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予以扩展，“将分析的对象扩延到社会文本范围，即关注对象化的社会事件和文化现象为表征的文本”①。换言之，文化批评更加关心的不是文学作品中的观念，而是这些观念形成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文化批评在西方的兴盛是20世纪之后。当它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批评理论②(Critical Theories)相遇，便进入相互促进与影响的阶段：后者为文化批评提供了理论武器，前者则打开了批评理论的外部视角。对于经历了战争动荡和理想幻灭的西方知识分子而言，与批评理论相结合的文化批评可以对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和焦虑进行新的解释，文化批评也在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出现了“赎罪式的美学政治”和精英主义的立场倾向，是一种“想以诗去取代已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销声匿迹的宗教”的愿望③。 20世纪50年代之后，女性运动、工人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持文化精英主义立场的文化批评也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在文化精英主义不断让步的同时，希冀用文化来参与社会变革，在研究立场上持鲜明的同情弱势和边缘群体的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开始崛起，随即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批评界的研究转向：对大众文化和亚文化的关注。文化批评的形态也更加多元化。 2.文化研究 作为术语的“文化研究”，有广义、狭义和特指之分。广义上，文化研究是以文化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狭义上，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也时常被称为文化研究，这其实与文化批评是重叠的含义。中文学界在使用“文化研究”一词时，有时指广义地对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有时是与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并用或合用，但更多时候，则是在特指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④。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有明确的研究立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曾直言，“人们往往会错误地断定文化研究是关乎文化的，其实它真正关注的是语境和情势”⑤。为了区分和框定伯明翰学派所要研究的“文化”的范围，也为了实现以文化评述社会的需要，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追溯了“文化”一词的历史的基础上，将伯明翰学派所研究的“文化”重新作了界定⑥。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完整的过程”的一种描述，它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达，同样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⑦。而当伯明翰学派试图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来探讨某些社会议题或艺术作品，并形成了自己的中心议题和研究旨趣时——如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大众文化、全球文化等，便已对其要研究的“文化内容”进行了筛选。正是在此过程中，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得以与一般意义上的“对文化的研究”区分开来。 3.文化讨论 在西方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各自发展又相互影响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了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与民族化、传统与现代性、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以及民族国家身份等问题的浓厚兴趣。由此产生的思考和成果，在徐贲看来是一种可以被称作“文化讨论”的特殊话语范畴，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大量在哲学、历史、文学、文学理论等专门领域中产生的具有一般文化意义的见解和看法”，同时也“包括那些以引进思想和文化研究新方法、新理论为目的的西方人文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