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电影作为少数民族文艺的组成部分，既为各族人民相互沟通、增进理解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宣传和践行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理念，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鲜明地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以及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为我国的民族文化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受此影响，学者饶曙光提出“共同体美学”这一原生性理论，呼吁“在文本层面倡导共同体叙事，在产业层面坚持共同利益观”①。该理论一经提出，立马受到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相关研究层见迭出，其高度的包容性和实践性使之被普遍应用于对各种不同电影题材和类型的阐释与分析。在此之中，不少学者将共同体美学与少数民族电影联系起来，用以讨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共同体叙事，或是借助共同体美学来讨论民族题材电影的具体问题。②这些研究虽对少数民族电影美学有一定的触及，但从总体来看，呈现出一种对“共同体”关注较强、对“美学”关注不足的研究现状。此外，从理论本身来看，共同体美学这一理论出于国家意识形态，将重心集中在对电影中“共同性存在”的关注上，但从民族美学的角度出发，电影中反映各个民族艺术思想和美学精神的“差异性存在”，同样值得学理化的总结和彰显。如何“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③，是构建少数民族电影美学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当前，学界对于“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相关理论体系建构正在逐步展开，“中国”一词背后体现的是对搭建“民族性”话语体系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电影亦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费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同样适用于当下主流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这里的“美”的内涵，以及不同的“美”之间的异同，就直接关涉到对于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的建构问题。事实上，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民族美学以及电影美学研究中都稍显无足轻重，学者对该话题的关注和讨论偏少，且已有研究成果的针对性不强，相关的研究成果较为混杂，造成了该领域的一种“元话语”的缺失。与此相对的是，少数民族电影美学又尤为重要，它既是中国电影美学理论也是民族美学理论话语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亟须挖掘和开拓。出于对“中国性”和“民族性”的凸显，本文选取审美人类学的视角进行阐发，将电影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审视，一方面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考量电影的文本内外所表现的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审美观念、审美行为和审美现象，另一方面又以美学的视角为基础，对这些现象进行审美层面的分析和归纳，进而概括出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的基本特征和时代功能。 一、审美人类学及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的生成语境 美学和人类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早期哲学对世界本质和人类活动的思索，这些思索中包含着人类对于文化现象以及艺术和美感的最初探索。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西方思想家普遍从一种纯理论化、抽象化的思辨角度出发，将美理解为一种“理念”，或是一种“理念的感性显现”。④与之相反的是，现代美学拒绝再通过概念去建构庞大的抽象理论体系，转而追求对具体的艺术问题和审美事实的解释。从传统的对美的本质的抽象探讨，到涉及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审美现象，这种转变为美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彼此交叉、介入提供了学术契机。回溯美学史，维柯的《新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等美学经典著作都涉及大量关于神话、语言、文字、人体装饰之类的人类学素材。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也长期将民间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如“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在调查印第安人的过程中，就涉及对当地文学艺术和审美习俗的考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我国民族志作品同样用专门的篇幅对当地的民间艺术进行介绍。⑤可见，美学和人类学都关注美在文化以及社会中的生成与表现，在学理上具有高度的互通性。 早在1891年，格罗塞就在其论文《人类学与美学》中提倡要加强这两门学科的学科互动。但直到20世纪末期，伴随人类学自身发展的深化与分化，审美人类学(anthropology aesthetics，亦可译作“美学人类学”)才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在西方得以真正确立。2000年以来，审美人类学逐渐为我国学界所重视，王杰、覃德清、海力波等我国学者对其理论、方法和意义作了丰富的阐述。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审美人类学主要结合两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不同民族和族群的审美观念，文艺创作、信仰仪式等审美行为，以及建筑、雕塑、手工艺品等审美产品。传统美学长于演绎分析，人类学长于实证材料，审美人类学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实现了一种学理上的互补。⑥从学术的实践来看，审美人类学“是美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的选择，新的美学形态的建构”⑦，为美学研究的适用域拓宽了渠道，也为对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的提炼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从学术的使命来看，审美人类学致力于颠覆欧洲中心的美学价值观，促进人类美学多元性的重构，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电影本就是其应当观照的对象。本文之所以将审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引入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研究，重点在于少数民族电影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其影像中涉及的许多独特的少数民族风俗文化，这些真实导向的影像内容本身具有民族志的内在特性，是一种再造的田野素材，单纯从电影美学出发无法廓清其美学内涵，需要从审美人类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补充与融合。另外，少数民族电影要立足于现实层面，紧扣时代命题，诠释时代精神，引入审美人类学视角有助于发掘少数民族电影美学的中国话语，以及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