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开始,抗战文艺已有88年历史。如果视线前移,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向东北全境进犯,1932年2月,东北沦陷,东北文艺家开始进行文艺抗战算起,抗战文艺已有93年历史。如果继续视线前移,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引发许多进步士人关注、焦虑,撰写诗文,感时忧国、抒发忧愤算起,则抗战文艺历史更长①。可以说,抗战文艺是中国现代文艺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文脉,不但在抗战时期配合“武器的批判”,积极发挥“批判的武器”的作用,动员民众、教育民众、组织民众,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持续不断地贡献文艺力量,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也与时俱进,通过优秀作品,将战时的具体经验升华为国家建构的核心叙事,将个体记忆的点滴整合为文化认同的象征体系,从文艺的美学表达拓深为文明话语的重要构成。 简言之,无论是“抗战中的文艺”,还是“文艺中的抗战”②,抗战文艺以其对历史记忆的独特书写、对抗战精神的美学传达,始终涵养着中华民族文心、赓续着中华民族文脉、再造着中华民族文明,为现代中国发展高擎起精神的火炬。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事业的关键时期,整个世界也处于变乱交织、冲突加剧的动荡期,人类更加需要和平,需要稳定,需要团结,需要发展,需要更高地举起文明的大纛。这样的时刻,更加需要抗战文艺奋发有为。 为此,笔者认为应该进行范式转型,激活抗战文艺潜能。不过,具体展开之前,有必要先看看在不同范式合力下形成的抗战文艺图景。 一、范式转型与抗战文艺图景 在八九十年的时光中,抗战文艺经历了几次比较重要的范式转型。在不同的范式下创作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抗战这一主题,既互相颉颃,又互相补充,既互相对话,又互相激发,最后,众流汇海,殊途同归,合在一起,绘就了一幅生动多彩的图景。 抗战文艺初始,类似于人受到意外伤害后的应激反应,缺乏自觉,但恰恰是这种类似本能的反应,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难以言表的伤痛,以及中国人民在剧痛中自然生发的民族意识。比如,东北沦陷后,处于伪满统治下的古丁,面对自己上班很少说汉语、下班不读汉语的情形,痛切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离开汉语将一无所有的文学者”,“作家是言语的技师,倘他连自己的母语都不会创造(即使不能创造,至少也要传承),他究竟创造了其余的甚么呢?”③因而,坚持用汉语创作,在艰难的境况中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 即使在突降的厄运中踏上前途未卜的流浪之旅,许多作家依然“狐死首丘,代马依风”,以无比沉郁苍凉的笔调表达故土之思、离人之情,更以无比沉痛悲愤的文字展现爱国大义、牺牲之勇。在《生死场》中,萧红就借衰老、麻木的赵三之口表达了死不降敌的决心,说道:“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④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一向生如蝼蚁、死如草芥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开始战斗了。萧军则在《八月的乡村》中展现了抗日队伍如水滴汇成水流,又如水流汇成怒涛的场景,以浑朴的文字礼赞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鲁迅称赞其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⑤。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之后,整个中国呈现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沦陷区、国民党管理的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种形态,不同社会形态下,文艺样貌也截然不同。华北等沦陷区与东北沦陷区一样,不甘于被殖民被奴役命运的文艺家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文化暗战,用自己的创作,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心血,在民众心中点燃希望的火花,期待这火花越来越多,越来越旺,有朝一日,星火燎原,变成恣意喷涌的地火,焚毁一切来犯之敌,还人间一片和平的净土。 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开始,所有爱国文艺家与全国人民一样,都同仇敌忾,希望迅速集结全国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各地分会与通讯处也先后成立。“文协”成立后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组织文艺家战地访问团、救亡演剧队等各种形式的组织,像一支支文艺轻骑兵,到各地巡演,慰劳战士,鼓舞民众,就像冼星海在给母亲的信中所深情诉说的那样:“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希望着把洪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⑥与这种战时需求相适应,抗日音乐、歌曲、戏剧等艺术形式到处流传,墙头诗、朗诵诗等通俗、轻型的文艺形式应运而生、风行一时,出现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朗诵诗《我的家在黑龙江》等力作,在一个个音符、一句句歌词、一首首诗歌中“卷起了沙漠的狂涛,/卷起了雪海的巨浪,/燃烧起反抗的野火,/燃烧起争生存的火光”,中国人民“把奴隶的命运,/把奴隶的枷锁,/一齐都交付给了抵抗”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