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源和问题意识 在2019年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信奉的是“普遍的空间”和“进步的时间”。这两种最典型的批评模式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占据着主要位置。第一是关于“普遍空间”的书写，其最典型代表是所谓的城市文学。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因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书写城市和城市中的人最能体现时代精神，乡村当然依然存在且问题重重，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现代性的城市视野去观照乡村，那么乡村的意义和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乡村作为一个需要被城市以及城市观念侵占的空间被置于叙事的末端，当时普遍的观念是，所有的地方都将被城市化，不过是程度深浅的区别而已。第二是以代际来指认写作的群体和风格。以“80后”为标的，往前推及“50后”“60后”“70后”，往后顺延至“90后”“00后”。很奇怪，再往前的“40后”几乎不被提及了，“10后”(即2010年代生人)当然因为年龄原因还没有构成一个问题。“80后”是这两种批评模式的聚焦点，“80后”作为最早的“独一代”，本身已经假设了一种必将置身于“普遍空间”的可能：冯文在《唯一的希望》中指出，中国在1980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就是想象可以通过对人口的精简和优质化而跻身于第一世界，“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代颇有雄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把国家带入世界领先位置”①。同时，“80后”也被赋予了超越父辈——不仅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父辈，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老中国——获得一种全新的世界视野和身份意识的一代。这是“普遍空间”和“进步时间”之和，成为世界公民成为一代人的梦想，这个梦想从“小时代”②出发，折射的，却是一个“大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作为这个“和”里面的一个单一个体，我深刻体验到了这种空间论和时间论对我的作用和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拒绝使用方言，刻意不谈论自己的家乡，更不参加任何类似于老乡会的组织和活动。在作为批评家的职业生涯的一段时间里，我以批评的眼光审视着关于乡土的写作，并将其置于“落后”的价值链条中，同时为城市书写鼓与呼。③虽然在《80后，怎么办?》④这样的作品里毫不羞愧地袒露了作为一个“进城者”在城市的窘迫和困境，但这并没有泯灭我的进化论思维，至少在2019年之前，我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困难是暂时的，美丽新世界正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我，这种信念虽然因为北京房价的暴涨而偶有受挫，但是，正如我在一首短诗里所写的：“多少年后/人们会称此刻为黄金时代：/高铁、房价、淘宝/堆积的快递和喧闹的大排档。”⑤ 2019年可以视为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背景我不拟过多展开，我想说的是，在这一年“普遍的空间论”和“进步的时间论”陡然失效了。我在一次采访中说：“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主权国家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削弱，更多的国际组织比如WTO，WHO，联合国和欧盟这些组织会变得更加重要。但这次大疫情再次提醒了我们，主权国家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⑥随之而来的“冷战”和“热战”交替上演，1990年代以来所信奉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的和平叙事被竞争、排斥甚至是斗争叙事取代，在这一空间的坍塌中，时间也戛然而止，好像从某一个高点突然降落，“变得更好”的想法正在被“变得不要那么差”慢慢取代，以至于“某一年将是未来很多年中最好的一年”变成了一个网络名梗——它折射了一种被广泛认知的观念，历史并没有在时间中进步，而是在徘徊、回旋甚至折返。一代人从历史的高点突然跌落，这多像本雅明所描述的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天使正振翅欲飞，但一阵飓风袭来，它以坠落之姿回望历史，发现那里不过是一堆废墟。在1980年代的经典作品《人生》⑦中，“50后”一代人的偶像高加林最终一无所有，回到高家村，跪在黄土地上痛哭失声。他在哭什么?——哭失去的刘巧珍还是城市梦的破灭?在2019年，如果我们这些伪天使不得不从进化论的时空中坠落，承接我们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敢哭?又有哪一个天使来拯救和安慰?——“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⑧…… 承接我们的不会是天使，也没有一个理想的女性会在原点等待我们。承接我们的只有脚下的这一块土地。我们不得不再一次真正地置身其中，重新打量并凝视方言、父辈、历史和创伤。由此，我在一次新南方写作的研讨会上说，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是一种应激性的反应。在这里我通过上述的叙述和比照，更想强调并推而言之，自2019年以来的新一轮地方性写作的命名、倡导和讨论，正是这样一种基于“普遍性空间”坍塌和“进化论时间”停滞的应激性文化反应。在这一反应中，地方性承接了双重进路受挫后的可能。通过地方性的路径，找到正视、理解并处理剧烈变化的现实的方式和方法，或许能够重建一种文化——社会——历史依然不可摧毁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同将此一轮地方性书写非要追溯到1980年代甚至1920年代的谱系中去，当然，在知识的层面这是无可厚非且无法避免的，但不能因为这种知识的建构而放弃了起源性所激发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应该牢牢把握在2000年以来的短历史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新一轮地方的书写更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下和未来，不是那些如“寻根文学”所处理的蛮荒化外之地，而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的此时此地之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