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卢玮銮、郑树森、方宽烈等学者的努力下，香港沦陷时期散佚的一些报刊杂志得以收集、打捞和整理，随着《沦陷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叶灵凤、戴望舒合集》(2013)、《战火下的诗情：抗日战争时期戴望舒在港的文学翻译》(2014)等重要著作的出版，1942—1945年滞留香港的戴望舒的文学创作也渐露出全貌。以“雨巷诗人”之名响诸现代文坛的戴望舒在日占时期的三年零八个月里，并没有因严苛的环境而停止创作，反而在诗歌、小说、翻译、散文、古代小说研究等诸多方面有所收获和拓展。而《广东俗语图解》就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卢玮銮、陈丙莹、王文彬、赵稀方等研究者都曾谈及这系列作品，可惜大都只是些概括性的点评。本文希望通过对《广东俗语图解》的详细考察，来探讨日占时期戴望舒如何在强权高压统治下，另辟一种书写方式，即借助广东方言俗语的研究和整理，在“只谈风月”的掩盖下隐晦批评现实的同时，又由地方民俗风物的展现勾连中国文化，曲折表达爱国之情。 一、灾难岁月中如何言说? 沦陷之前的香港吸纳了来自上海、广东、东北、华北各地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新文艺还是通俗小说、传统文化都蓬勃发展，据统计，1941年在香港发行的报纸和期刊不下50种，其中《大公报》《星岛日报》《文艺阵地》《时代文学》《大风》和英文杂志《中国作家》《天下》，立足香港而面向祖国乃至南洋、世界各地，刊登过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到了1942年6月，正常发行的中文报纸仅剩《香港日报》《香岛日报》《华侨日报》《南华日报》和《东亚晚报》，文艺性期刊更是锐减。在“努力使中文报纸为协助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发挥重大使命”①的总指导政策下，发行的报刊杂志往往为“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控制、监管，本就贫瘠的文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抑制和分化，导致这一时期香港“整体文学发展非常灰暗”②。 即便如此，日占时期的香港文学并不能说是沉寂，而是如陈智德所说更具有种种复杂的面向，许多作家以曲笔、典故等方式隐晦表达心声，需要我们仔细去解读他们作品中潜藏着的压抑、矛盾和内在抵抗。③在一般意义上的汉奸、附敌、落水、抵抗等标签下，还夹杂着中间的灰色地带，比如属汪派和平文艺阵营里的李志文、罗玄囿等人笔下出现了对故国家乡的思念和隐忍的抵抗之情；而像叶灵凤，即便后来罗孚、张咏梅等研究者为其翻案，证明他在黑暗时期的潜行，但不可否认也公开写了很多媚日的文章。④具体的文学创作方面，诚然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得作家无法畅所欲言，但可能也将促使他们采取新的书写方式或跨界书写：比如以日记记录沦陷时期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就是沦陷区知识分子常采用的一种抒情方式，如郑振铎上海沦陷时期的日记、董毅的《北平日记》等，而身陷香港的叶灵凤也开始了他的日记写作，虽可见的仅十数则，大多言简意赅，但有时短短数句就饱含了千言万语；⑤也有原本并不是职业作家，但为了生计转而开始卖文为生的，陈君葆就是一个典型；戴望舒则拓宽了自己的写作范围，除了诗歌、散文、翻译以外，还涉足了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民谣、小说、广东俗语研究等。 翻检戴望舒1942—1945年的创作、翻译、编辑等文化活动可以发现，为适应新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他不断调适自己，经历了沉默以对、消极抵抗以及活跃多个阶段：1942年的戴望舒没有作品见刊，⑥直到1943年1月以笔名“文生”翻译的《护金蛇》一文刊登在《新东亚》月刊上。自1943年4月起，他在《大众周报》撰写《广东俗语图解》和散文《幽居识小录》两则，但这些作品他也都以笔名发表，因此最初都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相对而言，更为人重视的是香港重光之前，其他1944—1945年的文学活动，在此期间戴望舒是比较活跃的，先后编辑了文艺副刊《华侨日报·文艺周刊》《香港日报·香港艺文》和《香岛日报·日曜文艺》，创作重心是在几大报纸副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翻译作品，《赠萤火》《墓边口占》《示长女》等诗作皆是在这两年发表的。 对他在日占时期的创作，戴望舒曾辩白，“我只在一切方法都没有了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的(在香港沦陷后整整一年余，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诸君也了解这片苦心吗?)但是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我在(再)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极的，沉默的。”⑦这很好地解释了他在1942年的沉默，也为诗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定了基调。香港沦陷不久，徐迟、钱能欣等友人都曾力劝戴望舒一起走，但他最终没有离开，而之后七周的灾狱之祸更彻底中断了戴望舒的离港计划，也给他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出狱后，他和黄鲁、万杨一起合股在利源东街开了一家旧书店“怀旧斋”，同时进入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大同图书印务局由胡文虎和何东二人合资经营，但受日本文化部管治，原来在《星岛日报》工作的叶灵凤、张光宇也都曾在里面工作。戴望舒与胡家关系密切，除了在星岛日报社任编辑外，还指导胡文虎的儿子胡好学习西班牙文。⑧但与在大同书局任编辑部部长、主编《新东亚》《大同画报》、主持南方出版社的叶灵凤不同，刚开始戴望舒在大同书局的编辑工作应该不是很重要，或者说他是很排斥的，正因如此他才会时常去怀旧斋帮忙，抄录新购进的书目、定价以及计算账目等。如果不是旧书店生意惨淡，几个月后草草收场，或许沦陷时期诗人的文学面貌也会发生变化。 郑家镇说戴望舒“滞留香港的日子，新诗也少做，那是黑暗的三年零八月，逃不掉的，便设法自保，他不做诗，不写文章，免惹麻烦”⑨指的也是日占初期戴望舒的创作状态，因为就算写了诗，像《狱中题壁》这种控诉侵略者残暴行径的诗，又去何处发表呢?在高压的殖民统治之下，具有民族意识的爱国知识分子“‘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⑩他们往往面临着言或不言，又该如何言说的困境，当个人求生和民族大义发生冲突时，在夹缝中勉力维持平衡。有的人发觉无话可说，“拿起笔来却感到在目前环境除了说‘天凉好个秋’却没有什么好写”(11)，还有更坏的情况是不得不违心为“别人”写文章，也即“最痛苦的，同时也是最坏的，是自己所不想写而又不得不写的文章”。(12)戴望舒最初的抵抗措施就是沉默，亦即选择“不言”来表明立场。但这样的沉默并不能一直维持下去，如戴望舒自己说的，促使他重新执笔的是“一切办法都没有了的时候”，生活在日占区的文人的身不由己和辛酸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加上1943年5月他再婚后要负担起一个大家庭的开支，经济压力肯定不小，也或多或少地迫使他多写作。但真正面对不得不写的时候，写什么，又如何写?从现有材料来看，发表在《大众周报》上的《广东俗语图解》就是戴望舒从沉默到爆发的中间时期的作品，也是供我们考察他如何面对殖民现实、重新执笔的重要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