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曾以“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来概括晋、唐、宋书风之区隔，清梁巘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元明尚态”，这种划分被后世普遍接受，成为书风历时代的表征。然而，如果就超越这种艺术媒介的有限性及发展变革的阶段性而言，“意”则是具有中国古代艺术观念和表达的整体性、一统性和本质性的。这基于先秦以来对“意”的内涵认知和外延扩展，也基于“意”之主体及其在世存在。 综观中国古代“意”之内涵的诠释，其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意识”，而是涵纳多方面的语义。一是“意”释为“志”：如《国语》《庄子》《孟子》《荀子》《说文解字》《广雅》之释义。二是“意”即“心意”：如《易传》之“获心意”，董仲舒《春秋繁露》之“心之所之谓意”，此“意”又从神、气、生至道而来。《说文解字》也是将“志”“意”归于“心”。到宋明理学心学时期，“心”作为本体成为“意”之主，如朱熹的“心者，身之所主也”，“意者，心之所发”，王阳明的“心之发动处谓之意”等。三是“意”为“思”：郑玄将《礼记》中的“志”训为“意”，“志谓思意也”。除此之外，“意”还被释为“度”“臆”。从中可见“意”的语义特质：其是“自我”的本质揭示和表达，是以“人”之生命自身为基点来涵融世界；其既有“志”“思”等理性的层面，又有“情”“愿”“念”“趣”之感性层面，体现着生命的整全性、丰富性和关联性；其有形上之“道”的指向性和归属性。这种特质由先秦而来，到宋代随着哲学和文艺的发展而成熟，“写意”成为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的观念并影响后世。其中，苏轼的“写意”观最具代表性，其所涵括的范围并非局限于董其昌所论之书法，而是深根于哲学，贯之以诗文、书画、乐歌、园林和器物等，其所“写”之“意”涵纳个体生命自我的“心性情思”，是其个体整全生命的存在和表达。苏轼以“自我”生命为立基点，强调“我意”之于文艺创作、理论和批评的根本义，将“自我”而非作品和外在世界作为文艺之源点。然苏轼之“自我”的“写意”并非“人为”之“主宰”，而是“无意”之涵融，是将“自我”放于天地之间，以天造自然的“无意”游观于艺，最终归根于“道”，“道意”是苏轼着力开显的道体生生的“大生命”意旨。 一、“自我”之“写意” “写意”是苏轼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核心观念之一，其“写意”可谓是一个自洽的系统构成，其中包括“写”之主体的心意、志意、情意、意思，“写”之动态本身的言意、笔意、墨意、达意，“写”之成果即作品之物意、意象、意趣、意境等，而“写意”之本体和最高意旨即“道意”。此系统根源于苏轼对整个宇宙万物生命的认知和终其一生的哲学探问，其“写意”观正是其生命哲学的体现，无论是其哲思，还是诗文、书画、园林、琴曲等论评、感发、游思甚至是散记，都透发着其对自生、他生以及生生的形上穷究。自生是其立基点，也是生生之生命体系的连接和构成之基，其所“写”之“意”首先强调从“自我”生命发出，“自我”之“意”是其理论和批评的生成之地。 苏轼在文艺创作上明确倡导以“意”为要，南宋词论家葛立方在其《韵语阳秋》中曾记载苏轼论作文之法： 东坡在儋耳时，余三从兄讳延之，自江阴担簦万里绝海往，见留一月。坡尝诲以作文之法，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1] 苏轼此中所谓作文之“物”即是当代语汇的“观念”，中国古代所言之“物”包含多个层面，除了物质层面的自然物、器物，还有“事”与观念，在此语境中理解苏轼明确强调的“一物者，意是也”，更能深化“意”之于作文的核心统摄之“要”。有意思的是，苏轼将此同“钱”之为“己”的重要作用来比附：无钱，人之生存便无以为济；无“得意”，作文便不能“为己”“明事”。此将个体生存与得于己意的“作文”浑然一体的开示，一方面揭示“意”之于创作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使接受者切近而深层地根植于心性灵府。此葛延之拜谒苏轼之事在费衮的《梁溪漫志》卷四中也有记载，只是说法稍有不同，其中“意者，钱也”[2]的比附直白明确，更加凸显“意”之于“文”的整体支撑和统领意义；“立意”“吾用”则强调了生命“自我”之自主意识以及“意”之为“文”的基点意义。 苏轼将“自我”之“写意”观念通贯于整体的艺术思想中，在诗画方面提出“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3]，此接续欧阳修“古画画意不画形”的“形意”之思，在“形—意”“名—意”的相对中强调了“意”之将帅的要义，这里的“意”隐现着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善画者”“善诗者”的作者自我之意，二是作者自我之意与被表现物象共生下的“物意”“诗意”。此相对“形”“名”而言，这两个层面将作者、物象、作品之“意”会聚一体，而“善”又将统领通贯之“意”提升到批评标准的维度，而且，苏轼诗画对举的表意方式是将诗画两种媒介置于共通的艺术世界中，不仅提升了绘画的艺术地位，而且从本根上建基为生命自我的言说方式和存在样态。苏轼在《自题临文与可画竹》中云：“石室先生清兴动，落笔纵横飞小凤。借君妙意写筼筜，留与诗人发吟讽。”[4]2652此将“写意”翻转而用，以“意”来“写”，“意”为统领、驱动、主导，这样便将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即刻挺立。在书法方面，苏轼在《文勋篆赞》评曰：“安国用笔，意在隶前。”[5]他在与王庠的书信中评其书曰：“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6]1422对其能“道意”给予赞赏。在音乐方面，苏轼提倡雅乐而贬俗音，《破琴诗》中言道：“破琴虽未修，中有琴意足。谁云十三弦，音节如佩玉。新琴空高张，丝声不附木。宛然七弦筝，动与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7]这里苏轼以“破琴”而“意足”立论，直接批评当时对流俗之音的“与世好逐”，而对“貌古心远，意闲体和”的唐代琴师董庭兰、蓄无弦之琴以寄其意的陶渊明的不识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