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情性”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有着悠久的传统①。尽管历代许多学者提出了诗的“情性”问题，包括刘勰和黄庭坚等人都有相应的说法，但不同学者对“情性”含义的认识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在诗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吟咏情性”观和在诗歌的审美价值维度中形成的“吟咏情性”观，两者所塑造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在《沧浪诗话》中，严羽对诗歌作出了本体论的界定：“诗者，吟咏情性也。”②他既继承了传统的诗论，又有着自身独特的阐发，并将这种阐发呈现在《沧浪诗话》的整体思想之中。对“吟咏情性”的内涵和外延，严羽与其他诗论家的观点是有区别的。我们需要从“吟咏情性”的发展源流中，区别儒家诗教语境中的“吟咏情性”观和审美视角中的“吟咏情性”观，并结合《沧浪诗话》全书的思想来理解严羽的“吟咏情性”观。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清“吟咏情性”观的发展脉络，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严羽“吟咏情性”观的独特贡献。 一 严羽之前的“吟咏情性”观 “吟咏情性”从汉代开始被提出，是汉代到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共识。“情性”一词起源很早，《荀子》云：“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③这里的“情性”指的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性是人之为人的先天禀赋，是七情之本；情是人的本性对外物的反应，由人的本性感物而动。性主静而情主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凡人虽有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兑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④如果说荀子的“情性”观是从性恶论出发的话，《性自命出》则相对中性化，强调性的先天性，情则生于性，由外物感发而得以呈现。从诗的角度看，“情性”是主体感物动情所呈现的体现人的本性的情感形态，是诗歌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性是生命的本然状态，情则是人的本性受外物感发的结果。“情性”思想是一种“性体情用”的本体思想。性乃情之本，情乃性之用。人的自然本性受外物感发而生七情。诗歌以情动人，故读者应当重视诗人创作时所表达的“情性”。 在现存文献中，“吟咏情性”最早出现在汉代《诗大序》里，其所谓“明乎得失之迹”是国史的特点，而“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是诗人的“情性”，所谓“以风其上”是宗旨，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⑤是规范，《诗大序》乃是以儒家诗教观阐发“吟咏情性”，以求通过诗达到教化的目的。因此，《诗大序》的“吟咏情性”观是一种包含着政治伦理内涵的教化观。当然《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⑥与“诗缘情”⑦也是有相通之处的，不过汉儒将感物动情与“言志”联系起来，志中有情，包含了主体的怀抱，体现了儒家对诗及其功能的理解。《诗大序》既强调了“动天地，感鬼神”⑧的“吟咏情性”的感染力，又包含着“正得失”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⑩等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在儒家继承《尚书·尧典》“诗言志”(11)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吟咏情性”思想中，情、志是合一的。“言志”派的“情性”观虽然与“缘情”派的“情性”观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依然有共性，诗教观中常常也包含着审美特征，只不过更强调教化。 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瓦解之后，独尊儒术的传统也随之式微，文学观念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西晋初年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12)，就不同于儒家的“诗言志”，而更加重视情感的抒发和诗歌语言的“绮靡”。“诗缘情”的思想和重视文学审美趣味的风尚在这时得以流行，“吟咏情性”和经世致用的观念被分离开来。这就超越了汉代的儒家诗教观。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即如诗本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陆机实在是用了新的尺度。”(13)这个“新的尺度”就是诗歌的审美尺度。尽管严羽并不认同语言的“绮靡”，但在“缘情”方面，在真情实感的传达方面，他与魏晋南北朝的“情性”观是相通的。与此类似的，裴子野的《雕虫论》和萧纲的《与湘东王书》都曾经提到“吟咏情性”(14)，都不同于《诗大序》诗教观中的“情性”观。 与《诗大序》相比，锺嵘《诗品序》里的“吟咏情性”则有了明显的变化。《诗品》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5)强调诗人由极目所见引发情思，抒发情怀，昭示了对诗歌独立审美价值的进一步肯定，对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锺嵘强调诗歌应该直接抒发内心情感，不能无病呻吟，过于用事、用典，以致“殆同书抄”(《诗品集注·诗品中》，第180页)，“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诗品集注·诗品序》，第24页)。这些观念都被严羽继承和发展。锺嵘还认为：“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集注·诗品下》，第340页)这种对自然声律的强调，反对伤其真美的思想，对严羽反对以声律妨碍“情性”的表达也有明显的影响。锺嵘认为，诗中的“情性”源于自然物候和社会生活对人的感发，“吟咏情性”所“吟咏”的是感于物而动的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如四时之景对心灵的感荡、征戍离别情感对心灵的激发。这对严羽有直接的影响，严羽所推崇的唐代好诗都是诗人抒发真情实感的诗。而《诗品序》所谓“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集注·诗品序》，第47页)，正是对“吟咏情性”的反问句式表达。在对具体诗人的评价中，锺嵘多次用了悲、怆、凄、怨等词，都是他心目中“情性”的基本内容。锺嵘所谓“怨”，是“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诗品集注·诗品序》，第47页)，而不是怨刺上政。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有“言志”派的“情性”观，刘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勰所谓“雕琢情性”(16)“诗者，持也，持人情性”(17)“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吐纳英华，莫非情性”(18)“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19)“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20)等，都是基于儒家诗教观的“情性”思想，是儒家教化思想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刘勰的正统思想。因此，看似同样的“吟咏情性”，在“言志”传统和“缘情”传统中是大相径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