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19日，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为契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修订稿刊出。在学习《讲话》、深化整风的趋势下，半年后周扬主持编辑完成《马克思主义与文艺》①并撰序言。序言指出全书以《讲话》为指导线索，摘编诉求是阐释《讲话》的“人民文艺”构想，增强其学理性与合法性，以期推动“文化战线”的进一步展开。既有的文学史或文论史叙述，多将此书定性为《讲话》的“附庸”或“图解”，将其排除出“(文学)理论”范畴。即便是更为学理化的讨论，也认为它断章取义地拟出论题来串联经典作家言论，进而将其作为文学制度或意识形态建构的一环加以解构。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摘编是仍待充分历史化的重要个案。作为经典化《讲话》的首个文本，以《讲话》为纲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缺陷，毋宁说构成其首要特质，标识着一种“中国化”主体视野的生成。作为20世纪40—7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确立了知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模式。正是借助于区别此前理论摘编、源自苏联的策略与体例，它勾连出《讲话》的“人民文艺”构想所包含的、也是20世纪40—7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囊括的“有经有权”②的不同层次。也可以说，它是首个坐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难题性”中的“文化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讲话》相似，其诞生与传播不仅是单纯的文艺理论活动，也是革命实践的环节。不过，周扬并非天然地理解《讲话》所表述的“人民文艺”构想，而是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明传统及现实局势之间，调整着对《讲话》、对“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对“世界”中的“中国”的理解，有倾向性地展开筛选和阐释，从而与《讲话》产生张力。 一、“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新的局势、“难题性”与问题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之前，周扬编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③，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的译文来源之一，也是毛泽东构思《讲话》的参考资料。《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并未采纳“人名+论艺术”的题名构造或另拟新题，而是沿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栏名。考虑到周扬、胡乔木等均深度参与这两个于《讲话》一前一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的构建，可以说这一未必无心的沿用，提示着二者与《讲话》思路的连贯。其他摘编题名常用“论文艺”与“文艺论”将表意重心集中于静态化、专门化的“文艺”及其“理论”，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并列为同等重要的二元，使之形成动态辩证关系。 整风运动，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再不言自明。在毛泽东的整风论述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④，是普遍原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不单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教材，内容更指向其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⑤。同时，它始终需要在中国具体化，从而与导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形式主义”⑥相对而言。毛泽东并非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凝固教条，而是视其为革命的“实践哲学”⑦。它不只是一门新的关于“实践”的古典学意义上的“哲学”，也不只是一种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基于无产阶级立场，不断依据现实局势而动态展开的“理论中的阶级斗争”，指向持续更新的关于革命斗争的诸种科学分析及政治策略，既包含普遍原理、又蕴含导向社会行动或组织化实践的能动性潜能。 这种立足“中国”，政治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新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对彼时革命局势的研判相关。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革命基座由沿海转向内陆，与文明传统、内陆中国一同浮现的是沿海沿江中国与内陆乡土中国的结构性鸿沟。如何弥合鸿沟，让“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与内陆中国文明传统涵化，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难题性”。“难题性”(le problématique)的概念来自阿尔都塞，也常被译作“总问题”“问题意识”“问题框架”等。难题是被动遭遇的，其出现与解决是具体的、实践的。问题是主动构造的，其提出与回答是抽象的、观念的。“难题性”因现实难题而存在，使难题的提出成为可能，并作为中介将难题转化为思想中的问题体系，制约着问题的提出乃至回答。⑧ 这一新的“难题性”，为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首次言说，显影于“民族形式”论争，成为整风核心，推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围绕新的“难题性”，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两方面理论实践，转换出相关的问题体系。一方面是调整革命策略，通过文献整理⑨批判“王明路线”、反思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由批判与反思，一种中国(民族/国家)维度，才在普遍性、世界性的阶级维度的基础上，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视野之中，这才是其能够根据革命局势灵活转换策略的前提。此时中国共产党不再只是将自身视为国际共运或世界革命在中国的代言人，也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落地为抗战建国的革命实践。这并未导向复古或中国中心主义，而是以文明作为革命的基质与媒介、以革命更新文明，最终生成阶级与民族/国家双重维度上的新型现代共同体与国家样态，并由此通向国际主义。其中，“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⑩的“有经有权”的思路，既区别于日本“同文同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及据此建构的伪满洲国，也区别于中国国民党借重儒家文化生成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构想。(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