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巨大影响,让学界对它保持长久关注。就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主要集中在革命文艺、大众化、中国化等方面,相对而言,从民族化角度来研究《讲话》的比较少。从民族化视野看《讲话》,可以从民族国家、民族精神、民族特色三个方面展开。 一、“民族国家”引导革命文艺的政治性 《讲话》出现在抗日战争期间,但《讲话》中没有专谈抗战文艺,而是将其纳入革命文艺之中。《讲话》中的“革命文艺”,既要面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局面,还要面对党外的文艺主张,如何通过共产党人的智慧引导文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就成为《讲话》的“民族化”在民族国家层面的应有之义。换言之,“民族国家”的情怀引导了《讲话》对革命文艺的政治性解读。 “五四”以来的文艺状况,就“民族化”看,一方面是文艺界没有形成明确的民族化意识,另一方面是文艺家视自己为文艺发展的“引路人”。“五四”新文学在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同时,对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抨击,使得“五四”在学习西方民主和科学的同时,隔断了传统。“革命文学”对经过日本转引进来的马列主义持膜拜立场。“左联”基本上延续“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情况,也没有清醒的文艺民族化意识。《讲话》则有明确的民族化意识,这是延安文艺的一贯主张。1940年1月,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会议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必须具备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要求。其中,“民族的”,即“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①稍后两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修订为《新民主主义论》)的会议演讲中将新文化界定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②到《讲话》时,民族意识已经成为讨论问题的前提。《讲话》专谈革命文艺,是为了让革命文艺更好地协助其他的革命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③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服务。 “五四”同仁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追求,“革命文学”论争对普罗文学的提倡,“左联”开展的大众化讨论,都不妨碍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作家和艺术家的“引路人”姿态。“引路人”虽然呼吁大众,唤醒大众,为大众服务,但其自身的优越感让他们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民族的精英,可以引导民族的走向。他们有强烈的“化民族”的使命感,自己却缺少“民族化”意识。《讲话》一反这种“引路人”的“化民族”意识,将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国家民族的主体,革命文艺的工作者不再是“引路人”,而是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服务者。“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④这意味着,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做的,不是“引路人”式的“化民族”,而是放低身段,投入到工农兵群众这一民族主体中去改造自己的“民族化”。文艺的民族化就是要让文艺为整个民族服务,首先要为民族主体的人民群众服务。 《讲话》的“民族化”在面对“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的同时,还要面对党外的“民族化”思想,主要体现为文人主张和官方意志。文人主张的代表是战国策派的民族文学观念,官方意志的代表是《中国之命运》。和它们相比,《讲话》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民族国家蓝图。 战国策派的目的在于振兴中华民族,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各民族竞争的结果。战国策派超越于党派之上,关注的是文化重建与国力的关系,认为传统文化的弊端导致目前的国力衰微,在目前“战国时代重演”的世界形势下,需要借鉴“战国文化”来改造国民,重建文化。⑤如何改造国民、重建文化?战国策派给出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案:(一)提倡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英雄崇拜”。希望整个民族能改变因循守旧、胆小怕事的既有性格,而能积极进取,勇敢战斗,“战即人生”;⑥同时希望中国能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赢得抗战胜利。(二)学习德国的狂飙精神,来改变“五四”以来重视个性、忽视民族整体性的局面,进而养成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活力。在陈铨看来,当前的“大战国时代”应该是一个“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民族主义时代”,这个时代中的文学不应该是个性化的感伤的文学,而应该是“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关键是民族意识:“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⑦培养民族意识,需要有强烈的情感和理想主义精神:“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民族主义和浪漫精神,也是分不开的”,“摆脱物质主义的浪漫精神,是中国现代的人最需要的”。⑧总体上看,战国策派重视精神而贬低物质,似乎只要有奋发图强的精神,有浪漫主义的理想,就能创造出“民族文学”,就能取得抗战胜利。显然,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这近乎空想。 和战国策派不同,《讲话》是非常务实的。《讲话》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延安文坛的实际情况,就是为了改变延安文艺界因多种文学理想共存而不利于抗战的局面。《讲话》和战国策派的差异有:(一)革命文艺要表现革命理想,但这一理想不是战国策派的空想,而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理想。只有明确了文艺要干什么,为什么人服务,才能朝着目标努力,进而实现理想,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⑨(二)革命文艺的任务之一就是激发民族活力,为抗战服务。《讲话》的务实态度决定了其不像战国策派那样空谈激发活力的重要性,而是落实到如何激发活力的措施上。在抗战的现实处境中,激发活力具体表现为激发抗日斗志。“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舞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⑩都能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这就需要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就需要抛弃“人性论”“人类之爱”等文艺观点。(三)革命文艺最终是为了革命胜利,为了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讲话》专谈文艺,没有直接谈如何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但《讲话》在总体思想上与两年前的《新民主主义论》一脉相承。《新民主主义论》所期望的,是在文化领域内“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进而“建立一个新中国”,(11)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2)这样的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战国策派所期望的那样在世界争锋;这样的民族国家,是以“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13)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不是战国策派所期望的由超人“权力意志”统治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