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①时至今日，媒介不仅是文明传播的载体，而且是文明形态的有机构成要素，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演进的重要力量。进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的时代，数字生态的传播机制所涉及的不仅是技术平台更迭，也包括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信息结构的去中心化与文化编码方式的重构。同时，过去“国家—国家”的传统传播模式已难以回应全球公众对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等全球文明观的诉求。因此，探讨中华文明世界影响力的提升，亟须从“共生”(symbiosis)逻辑出发，构建一个适应智能时代特征、多主体协同、多层次融合的文明“共生传播”体系，进而在文明多样性范畴下逐步走向共识、联结与认同的传播图景。 一、从“共生”到“媒介共生”：学理脉络与范式演进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媒介技术迭代的关键变量之一，既展现出改变国际传播形态的能力，也预示着全球舆论格局的变革方向。在全球传播生态呈现智能化与媒介化的语境下，全球信息秩序更为纷繁复杂，信息传播与世界交往、文明交流互鉴的联系愈发紧密、难以割裂。因此，我们应以文明交流互鉴为目标，将媒介视为全球传播构成要素的共生介质之一，探讨中华文明如何在国际交往中融入世界文明发展浪潮，从而更好地诠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与实践伟力。 (一)“共生理论”的社会科学转向 “共生”一词最初起源于环境生态学研究，由德国真菌学家德伯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于1878年提出。②此概念主要用于描述不同物种之间相伴衍生的生存方式与理想状态，指它们在特定条件或范围内共存、共享、共生于某一生态环境之中。此后，“共生”概念在生物学和环境学领域被广泛接受，用于解释叶绿体、线粒体与自由生活的原核生物之间的相似表征及类形态，后人通过多次实验进一步论证了细胞器是通过共生效应从原核生物中逐渐演化而生的。③其中，部分代表性观点认为：“共生”的构建机制是由两个或多个异质生物体共同生活、逐渐合并组合而演化形成的，“共生”是生物体存在的根源。④上述观点强调了“共生”在物种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共生”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或理想状态。 然而，“共生”在诸多进化论者的著作中却鲜被提及，亦无法对其开展概念溯源。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共生”概念的核心思想对当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构成了冲击与挑战。进化论认为，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是物种生存和进化的唯一动力，这种竞争涉及资源、空间等重要因素，并主张巨变和突变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但实际上，“共生”概念的提出以及之后“共生理论”(co-exiting theory)的延展，皆为探究物种进化的机理以及生物繁衍的根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有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指出：“共生”在物种进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推动物种系统内部发展的关键机制。⑤ “共生”在物种进化体系中的催化作用，同样在人类社会系统的进化与生态演进中发挥着正向效应。正如胡守钧所言：“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⑥对物种进化的自然考量与对人类社会及其关系建构的思考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因此，对社会体系发展进程的考察可以类比上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探讨。“共生理论”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延展，为观察自然科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耦合机制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空间。同时，“共生”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物种生存的自然状态，而且是社会可塑形态的呈现表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将“共生”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创立了人文区位学，并认为“共生”是维持和支配城市区位秩序的关键要素之一。基于此，“共生”成为重新审视人类与地球关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处方，并有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进行学理性对话。 (二)全球格局视野下的“共生”概念演进 随着社会科学领域对“共生”概念探讨的逐步深入，学界已针对其在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应用展开批判性反思。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和合共生”构成了当代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存在形式、结构样式和发展模式。然而，当下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与地缘政治的回归，使得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成为最突出的时代症候，这直接导致外交学界常提及的“全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甚至陷入半失灵的窘境。在此背景下，学界对现有国际秩序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质疑日益增多，其中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共生性是孕育、形成、强化国际社会共生网络的巨大动力”。⑦ “共生”在国际关系或文明交流领域，表现为民族国家遵循“共同体逻辑”的共生秩序，而非“无政府逻辑”的对立秩序。⑧在全球格局下，以国家及其他行为体的多元性为主轴，以价值观、理念、信仰等多样性为依托，以国家或民族各自的历史变迁以及实力、禀赋、能力、偏好的多元多样性为动力，有助于形成多元多样主体性与多元多样共生性的国际关系间性思维。⑨ 20世纪60年代，美国外交学界率先关注“共生世界”及国家间关系问题，并围绕体系性、秩序性、相互依赖性与跨域合作等议题开展了多项研究。但是，上述探索并未为理解当代全球格局及国家间的多元共生性铺平道路，反而导致学界对当代世界“何为共生性”产生了分歧。尽管欧美学界后来尝试用“认同”概念替代“共生”，但对于文明、文化、理念、价值观的多元多样性，以及当代世界异质文明相伴相生的特性，仍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理念后，会被部分美国政客和智库成员曲解为对现有全球秩序的威胁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