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态与环境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著名的《沙乡年鉴》“像山那样思考”一节里面写道，“只有这座山长久地存在着，从而能够客观地去听取一只狼的嗥叫”(122)。贯穿整个小节，利奥波德认为，只有拥有与山一样伫立于世的持久与沉默，才能够认真而客观地去倾听狼的嗥叫，并理解这嗥叫背后的恐惧、痛苦和消亡。因为是山见证了自己身上每天上演的食物链中的强弱角逐和生态平衡。山上的鹿群恐惧狼的嗥叫，而被太多的鹿拖垮了的草原，就会懂得狼的嗥叫。这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利奥波德不无失望地说，“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124)。那么，通常被人类认为死寂无言的山何以能够倾听和理解其他物种呢?像山一样，这个星球上数不尽的其他物质又是如何相互之间或者与人类进行交流，从而达到能够体悟对方呢?对一只狼的倾听和理解，这些看似人类独有且丰裕的能力，在利奥波得写作的20世纪中叶和人类世话语甚嚣尘上的今天怎么变得异常稀缺呢?作为泥土、矿物、昆虫、鸟雀、石头、各种植被等的聚合物质体，一座山能够倾听和思考能给我们什么启示，而我们又该如何思考物质呢?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西方思想界兴起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理论就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具体而言，新物质主义追问物质是或可能是什么，主张物质具有能动性和行动力，并倡导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重新思考物质。作为当代西方哲学思想和批判理论的一个转向，新物质主义拒斥长久以来西方现代人文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新物质主义论者致力于打破主客体、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二元对立，一致主张重新定位人类在整个地球和生物圈里的位置，重视非人类(nonhuman)生命和物质的能动性，以及它们在生态和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新物质主义论者质疑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体的稳定性和合法性，用物质主义的视野来对抗新自由资本主义和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危机。新物质主义作为近二三十年来欧美激进哲学和批判理论中最为突出的理论思潮之一，已经引发了大量具有价值的理论讨论，并被广泛应用于生态批评、政治生态学，以及文学、艺术和文化创作与研究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新物质主义已经给文艺创作和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文学、艺术与文化的创作与研究长久以来都囿于以人的情感和理性为表达中心的传统中，非人类生命和物质常作为被动或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背景而出现；二、面对如今的科技发展与生态灾难，文艺创作和研究越来越意识到自身非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匮乏。新物质主义对物与物质的关注迫使文学、艺术生产与研究的各个领域突破传统视角和方法论的局限，来达到对于广阔的非人类物质、生命与世界的美学关切。例如，新物质主义为文学研究的“物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陈海容189-190)；由新物质主义发展而来的生态物质批评深刻影响了全球当代艺术创作对环境主义的呈现(Weintraub 1-24)。而国内目前对新物质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还并不多见，本文着重于理论扒梳，希望对新物质主义理论有一个抛砖引玉式的介绍。① 目前，西方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什么是新物质主义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各个新物质主义论者理论表述之间不可化约的差异，以及她们的理论建构所诉诸的哲学和理论传统之间的较大差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表述有：美国哲学家凯伦·芭拉德(Karen Barad)提出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美国政治哲学家简·本尼特(Jane Bennett)为代表的生机物质主义(vital materialism)和以意大利哲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为代表的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尽管其理论表述驳杂，本文从阐释该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出发，试图找出新物质主义理论家们共同的理论关切。 一、告别主体与物质的能动性 新物质主义产生的一大理论背景就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和文化建构主义式的(constructivist)研究范式。克里斯托弗·甘布尔(Christopher N.Gamble)等人认为，尽管关于新物质主义已经有繁多的理论表述，但其核心的理论目标是对20世纪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倾向的问题化，并鼓励人文学科更多注重和结合科学的发展(111)。同样，在关于新物质主义的代表作中，戴安娜·库尔(Diana Coole)和萨曼莎·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认为，新物质主义真正要与之商榷的，是自存在现象学和结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式微以来，随之兴起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研究。文化转向思潮，也就是文化建构主义研究，偏重对语言、话语、文化、价值、主体性、精神、灵魂、情感、意义等非物质层面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讨论文化和语言对人这一主体的建构和思考，而忽视对于非人生命和物质的思考。新物质主义认为，哲学和批判理论需要重新回到物质和物质性的问题上来，不能再着迷于对人这一有限主体的过度关注，而是企图开启更广大的物质世界的视野，去思考人与物质之间更加平等的关系(Coole and Frost 1-39)。 事实上，从文化建构研究的视域中暂时跳脱出来，重新关注物质，我们会发现物质无处不在。物质充满了我们的身体(微生物、水、食物等)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日常物件、电子设备、基础设施等)，乃至地球(山川、河流、岩石等)和整个宇宙(暗物质、黑洞、陨石等)。尽管如此，物质却通常不被我们言说、思考和研究。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新物质主义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视看和欣赏物质，思索物质的性质，并重新认识作为具身的人(embodied humans)在浩瀚物质世界中的位置(Coole and Frost 3)。作为文化和社会建构研究的替代性理论，新物质主义并不是要否认其研究价值。但也正如库尔和弗罗斯特指出的那样，“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来看，认为重大的社会变革可以单纯通过重构主体性、话语、伦理和身体——即，不需要同时改变它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或是追溯它们在再生产层面不经意间服务的经济利益——来实现，根本上属于意识形态天真”(25)。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人作为主体及其如何被社会、文化、语言等建构的权力包裹的话语里，我们也需要从物质或者非人类的角度去思考，思考物质在不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显示出了何种通常被我们忽视了的物质的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