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以恩格尔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1855—1942)、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1871—1944)、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1874—1948)为代表的俄罗斯技术哲学家，从多维视角探索了技术的本质与社会影响。俄罗斯哲学家分别从工程学、宗教学和社会批判的角度，构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多元图景，形成从技术乐观主义到技术悲观主义的思想光谱。①需要指出的是，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尽管别尔嘉耶夫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步兴起，在60—70年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大讨论中达到高峰，在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迅速衰落。虽然历经百年风雨飘摇，但在21世纪的俄罗斯技术哲学中仍依稀可见。分析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流变过程中的关键阶段、理论成果、面临问题与发展趋势，揭示其与俄罗斯社会历史变迁的紧密关系，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及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与理论参照。 一、苏联学派：技术决定论与技术工具论 (一)布哈林、库津等的“技术决定论”思想 苏联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家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1921年，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技术观。首先，布哈林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技术装备的标志作用。“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是该社会的社会劳动工具的体系，即技术装备。在这种技术装备中反映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②其次，布哈林发展了德国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的“器官投影说”，强调人对自然界的适应不是用自己的生物器官，而是用自己的“社会器官”，即技术装备来实现的。再次，技术装备不可能只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反映生产关系现实状况，“任何一个社会的技术装备体系也就决定着人们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体系”③。最后，布哈林不仅关注技术中物的因素(机器体系)，同样关注人的因素(工程师和工人)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风起云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所谓东亚“四小龙”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面对陷入科技全面落后的实际威胁，苏联需要与建设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内容，在此背景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与西方技术哲学相对立的苏联技术哲学学派应运而生。196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技术史和技术哲学家亚历山大·阿夫拉米耶维奇·库津(Александр Аврамиевич Кузин，1911—1993)撰写了《马克思与技术问题》一书。围绕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方式、机器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与共产主义、技术与社会意识、技术发展史等内容，对马克思技术观做了系统梳理，集中阐发了苏联学派的“技术决定论”观点。库津指出：“在1850—1858年，马克思研究了许多有关工艺学和技术史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德文版本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就编写出了关于技术史的摘要，即《工艺学笔记(摘要)》，这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内容包括了丰富的实际资料的最权威的著作之一。”④在1859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已经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结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⑤根据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述，库津进而推出“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的要素，因而也是历史进程的实质性的因素”⑥这一具有技术决定论性质的结论。 在第1章“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学说”中，库津分别考察了劳动与生产过程、社会经济形态与技术、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工场手工业生产中机器技术要素等问题。他指出：马克思认为技术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把技术直接置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技术使人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物质财富，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但根据对马克思的理解，库津也指出：“尽管技术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但是它应用、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生产关系。”⑦因此，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从来不是狭义的技术决定论，而是在承认生产关系反作用前提下的广义的(辩证的)技术决定论。在第2章“机器(工厂)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库津论述了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工厂制度的，以区别于手工工场制度的)生产的技术方面的必要性。他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机器(工厂)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内容及其社会后果，阐述了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机器生产技术。在第3章“共产主义与技术”中，库津把目光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上，他指出：“社会革命和向高级经济形态过渡的历史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发展。”⑧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与各种工艺方式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思想，库津得出了“人-技术体系”演化的历史图景：“简单的手工业生产(每个单个的工人使用单个的劳动资料)→工场手工业(总体工人使用单个的劳动资料)→机器大工业(总体工人使用总体劳动资料即机器体系，每个单个的工人只是单个机器的附属物)→综合自动化生产(每个单个工人使用总体劳动资料)。”⑨在第4章库津考察了马克思关于“技术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思想，指出马克思把社会生活、单个个人的生活不仅与生产关系、精神文化联系起来，而且与技术生产工艺、技术产品和日用品也联系起来。“社会意识的形式以及每个个人的意识是以极其密切的方式与劳动的物质条件、与人对自然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直接或间接地与技术发展的水平有关。”⑩因此，技术不仅通过转化为生产力的方式决定了生产关系，而且通过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传导作用决定了上层建筑。 第5章“马克思论技术发展”包括“技术发展的规律和原因”和“技术史”两节内容，前者可以看成是库津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概括，后者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技术史思想的梳理。马克思技术哲学主要包括以下观点：(1)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都由生产的需要所引起。(2)技术发展有长期不断地产生作用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3)技术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借助于科学。“在我们的时代，科学的积极作用日益增大，而技术则为科学实验提供越来越多的强有力的工具。”(11)(4)技术是不断发展的，只有一些非常事件在一段时间内会阻滞技术的发展。(5)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中才能节约地应用技术资料，因此，生产集中化本身就是技术发展的刺激因素。(6)在设计上是全新思想的最初方案，仍然保存着被它们所代替的旧的工具的形式。马克思在技术史上的贡献主要包括：(1)技术史就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历史，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是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2)马克思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的完整著作，这些问题只是只言片语式地散落于《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例如，马克思特别注意磨的历史，所有磨的部件都已发展、改良、改进和应用到各种机器中。(3)技术史为马克思提供了解决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问题的资料。例如，为了解决机器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价值中的问题，马克思研究了“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的历史(12)；马克思根据铁路史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