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存的当今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活力与实践意义，俨然成为一门显学。自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相关研究机构、学术项目、人才培养系统更是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生长，各学科之间进一步打破壁垒，交互汇融。然而，也正是由于学科交叉的特点，使得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主体性问题浮出水面：区域国别学是否存在独特的本体论，使其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存在?本文将围绕区域国别学这一主体，厘清其学科定位，讨论其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而将区域国别研究视角置于中国研究视野之下，挖掘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也是一片区域的特色之处。 一、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本体：“生命有机体”的建构 伴随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各类议题与成果不断出现。相较于具体区域或国家研究的巨大成果，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本体的讨论就略显单薄。当前，学界对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讨论呈现出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区域国别学被广泛视为跨学科对话的嫁接平台和方法论工具箱，通过整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形成对特定区域的立体认知；另一方面，这种平台化、工具化的发展路径正遭遇严峻的学科合法性挑战——当大多研究者将精力集中于方法层面的交叉融合时，却难以准确地认识如下问题：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有没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 事实上，在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独立存在之前，国内就有部分学者捕捉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21世纪之初，唐世平等人认为，地区研究是综合了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个研究角度，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研究，与“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彼此都有重合之处，三者都属于“国际问题研究”。文中的观点颇具前瞻性：如果中国想发展地区研究，首先需要改进学术制度，才能提高研究质量。①但相较于彼时已成学科的国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研究的地位略显尴尬：在学术定位上，三者共同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分支，且彼此各有交集；但在学科定位上，尚不存在一门具有独立理论方法的区域研究学，甚至其定义本身就呈现出一幅拼接各学科内容的“剪贴画”。 此后，还有一些从事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学者对“区域国别”阐发新的界定与探讨。王缉思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归纳为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而这些维度互相交融、难以截然划分。“要形成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合力，一方面需要研究同一对象国或对象地区但分属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协调合作，另一方面也需要同一学科背景但研究不同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的学者相互协调合作。”②钱乘旦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围极广，绝不是一个学科，而应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区域与国别研究”也并不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前者是一个基础性的知识结构，可以为后者提供知识支撑。③这些讨论内容都出现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立之前，一方面准确揭示了区域国别的研究内容及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区域国别学作为“学科”的矛盾感：即既包括大量、多元的知识基础，又因其范围之广而无法被定义为一个独立学科。现在，这种对学科本体的困惑与焦虑仍是一个热门话题：区域国别学如何完成从“研究”到“学科”的过渡?由于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于学科交叉，能够囊括传统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覆盖不到的内容，当区域国别学成为一门学科后，学科定位、属性、理论框架都模糊不清。如果区域国别研究乃至区域国别学无法厘清本体论，就将一直被视为一个拼接的领域，缺失主体性与识别度，无法在学术研究中独立。 基于目前的研究，区域国别学学科如要确立主体性，至少应当包含三点，即生命力、互动性、多样性。只有具备或逐渐形成这三个特征，区域国别学才是一门能够长期存续发展的学科。 首先，一门学科绝不是单纯的工具，也不是一个嫁接平台，而应当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这才有具备主体性的条件。工具往往是机械性、依附式的，其功能在于被使用，因此，它经常随着不同任务在不同的场景下随机变化。尽管嫁接平台可能通过体量扩张实现规模延伸，但若缺乏系统性建构，其学术生命力仍将受到制约。而如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是能够逐渐发展出二级、三级学科的完整知识体系，相当于一个有自身规律、活性、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其中不仅包含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等从小到大的单位层次，还能够成长、繁殖、代谢，对周边环境具有反应能力。在动物界里，章鱼的再生特性为理解学科主体性提供了生动比喻：即使它的触须被砍断，主体仍能存活，甚至伤口会快速愈合，不久后再长出新的触须。学科主体性也是如此，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自身的生命活性，而不是依靠对外界的依附关系才能确认存在。 其次，主体性不应依附外界形成，但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社会关系和历史语境得以显现。它不是先验的、静态的实体，而是在互动中被发现、被塑造的自我意识。这种主体性既需要明确自身的认知，又必须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关系，而非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此外，主体性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受到语言、权力、知识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塑造性影响，并非一经发现即永恒存在，而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生成，并受到不同社会力量的制衡，如显性的制度规范、隐性的文化影响等。常见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这些概念不是物理实体，而是基于集体想象的社会建构。它们的意义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并通过叙事、符号和制度得以维系。因此，区域国别研究的“主体”或“本体”同样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简单等同于某个地理空间、政治单元，而是需要在语言实践、权力关系、知识生产的动态互动中被理解。 同时，主体性的确立具有多样性。这意味着在界定研究主体时，必须避免将其简化为单一、同质化或被动接受外部定义的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结构、族群关系及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主体性的多元表现形式与功能。因此，对主体的认知应当立足于具体语境，而非追求普适性的统一标准。虽然我们可以从政治学、管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切入，以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但关键在于，这些学科知识的使用必须服务于区域国别研究的主体性建构，而非让区域国别学的主体性屈从于既有的学科框架。一般而言，区域国别学的主体应当建立在各式各样的区域或地区研究之上，而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的工具、路径等是要服务于区域这个对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