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1872年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在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在旅途中进行了地质与矿产勘探、海港形势考察、地图测绘等活动,对所经之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分析和研究,并测绘编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地形、地质图集——《中国地图集》。在李希霍芬的影响并指导之下,斯文·赫定、菲尔希讷、达菲尔进一步考察了新疆、西藏、黄河沿线以及中亚地区,补测了《中国地图集》未测的地区。同时,李希霍芬依据胡林翼主编的《大清一统舆图》地名数据,同卡尔·俾斯麦、卡尔·希姆利一起编制了中德地名索引,并制作出一套完整的中德地名转译标准。他的地图为晚清时期德国陆军绘制中国军用地图提供了参考,开启了德国测绘中国地图的新阶段。
作为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来中国之前,已在美国和东亚等国做过相关调查。他的考察不同于一般的旅行家、传教士,关注地形,调查地质、矿产结构是重中之重。因此,他的调查大多集中在山区,考察山脉形状、走向,以及构成山脉的岩石类型、岩层结构,同时记录当地的土壤种类,兼及种植的农作物、经济作物,乃至商贸、风土人情等情况,对于所经之地为平原的地区,他会“毫无兴趣”⑤。来中国之前,他曾做过充分准备,对行程路线进行过详细的规划与设定,也收集了部分有关中国的地图,参见表2。 然而,真正进入中国以后,李希霍芬的考察并不顺利。虽然他做了行前准备,在考察当中也拜访过许多外国在华人士,如传教士、牧师等,但是仍然经常受阻,以至考察路线需要不时调整,多数预定计划无法完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精确可用的地图作为参考,从表2所列,可以看出,这些地图是当时他所能收集到的最好的地图了,可是它们的比例尺都比较小,很难指导具体调研工作。
李希霍芬在考察宁波时讲道:“我们夜里赶路,到底是往哪里去,也很难说清楚,因为根本没有一张宁波附近的地图。如果有传教士爱好并且有点儿地质学的本领就好了,那么我们就不会浪费那么多的宝贵时间了。唯一的一张地图是张传教图,我宁可没有它,因为它从来没有点亮这个世界,上面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根本不符。”⑥进入长江下游地区,李希霍芬找到当时英国人绘制的长江流域地图,但是“在英国海军出版的详尽的长江下游流域图可以看见两岸到处都标示着山脉,但是看不出这些山脉的关联及伸展方向。可见还没有任何人曾对航行已久的下游沿岸做过研究”⑦,“除了江水、河岸和航线,岸边的一切从没有人研究过”,“人们对汉口之上的长江段已经有很多的描述了,但是之下却几乎没有”⑧。很显然这样的地图无法满足李希霍芬的需要。在山东考察之时,李希霍芬拜访了牧师威廉森(Reverend A.Williamson),威廉森提供了他绘制的地图,并介绍了山东的一些资源,如煤、铁等金属矿产地,丝绸、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运销路线。但是此地图只是标注了地方,至于更深入的地质学内容则一无所有。缺乏行之有效的地图导致李希霍芬在考察时经常走错路,浪费时间,计划落空。考察之初原本李希霍芬只想绘制考察区的地质图,但在经历了这些困难之后,逐渐萌生了重新测绘中国地形图的念头,他希望后来者不必再受自己所经历的旅程之苦,也为加深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使自己的考察更为完美,并将他所调查的正确信息传递给后来者。 基于这些原因,李希霍芬开始考虑亲手绘制中国的地形图与地质图,并在考察途中有意开始相关内容的准备,进一步收集更多有用的地图,测制地形,手绘地图,为完成中国地图做前期准备。 二、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的成图过程与地图参考 经过四年的考察,李希霍芬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874年李希霍芬回国,随即着手中国地图的绘制工作。由于考察经历让他名声大噪,德国官方与学术界邀请他做了多次演讲,声名鹊起,为他获得一些资源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