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只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战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由重庆，我曾到洛阳，西安，兰州，青海，绥远去游荡，到川东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观光。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① 1946年，老舍用“八方风雨”四字状写自己抗战时期八方流徙、以笔为战的经历。伴随着作家们遍及战时中国前线与后方的迁徙与流亡，新文学的总体格局、生产与传播的范围、空间、方式及受众，以及作家交游、文学活动的展开，都呈现出与抗战全面爆发前截然不同的丰富面向。与此前新文学作家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相比，战争将知识分子带往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伴随着战争形势、政治格局及文化形态的剧烈变动，作家们足迹所至之处也逐渐生成新的文化空间。在广大的后方，昆明、重庆、延安、桂林、香港都曾成为作家聚集、交往以及展开文学实践的中心。尤其是1930年代形成的具有共同的革命倾向的左翼文学群体，在战时迁徙的聚散离合中也面临着文化空间的转移与重构。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曾以文学革命的召唤，令大量知识青年与文学青年从内陆乡村进入大中城市，形构了全新的现代教育与文化空间，那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则将大批知识分子、文艺家及青年学生从城市重新驱散、放逐到了广大的内地与乡村基层世界。面对战争局势的瞬息万变、政治格局的打散重组以及战时文化的风起云涌，新文学作家尤其是1930年代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群体必须要在漫长而动荡的流亡与迁徙中，面对个体生命体验、文学经验与文化实践方式的重构与更生。在这个过程中，“战时流动”无疑构成了作家战时迁徙与实践历程中最重要的问题视野与文学想象展开的现实基础，它既具有社会史意义上的事件性，又具有心灵史意义上的经验性，更具有文学史意义上的形式感。更重要的是，战时流动将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族、政党与基层、个与群、人与我等一系列结构性视野带入了战时作家文学实践的经验结构与问题意识当中。正如姜涛指出的那样：“谈及1940年代战时的新文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状况是战争带来的迁徙、流亡以及中国内部空间的重构对于文艺生产、传播方式、作家主体意识的影响。生成于中心城市与沿海口岸、依托于现代知识社群的新文学，在流转迁徙之中必须与广大的‘内地中国’乃至‘边地中国’相碰撞、下沉到更为复杂的基层现实中，并在此过程中，重造自身的形式、语言、主体意识，以及社会现实感、文化责任感。”② 新文学作家的战时迁徙首先是内在于1940年代中国大规模的战时人口迁移之中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曾在报告文学《中国的惊雷》中这样描述抗战初期的难民迁徙：“一九三八年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军队被迫缓缓退向内地之时，发现自己的路上拥塞着移动着的老百姓。冬天的这个喘息使千百万人有时间来作自己的决定，而中国就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之一。”③全面抗战时期的人口迁徙不仅规模巨大、人数众多、历时漫长，在迁移的主体、方向、时间、距离、路线、主要迁居地等方面也显现出复杂的差异性。有研究者梳理：“从迁移的主体来看，既有难民的内迁，又有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的内迁；从迁移的距离来看，既有迁到大后方的长途跋涉，也有乡间四郊的短途躲避；从迁徙的方向来看，既有向西部大后方的迁移，又有向伪满甚至日本的迁移。当然，后一种迁移往往是受到了诓骗甚至是胁迫。”④鉴于这种复杂性，抗战时期的迁徙人口一直难以得到准确的统计。据既有研究，流亡难民“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就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逃亡的难民既有来自北平、天津、上海、青岛、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自东北到华北、江浙，从安徽、山东到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以及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又一股巨大的难民潮”⑤。此外，战争局势的发展与变化也决定了人口迁徙的阶段性与迁徙路径的多样性。战争初期，难民多为就近迁徙，选择远距离迁徙的往往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少数城市人口。有研究者将其主要的迁徙路径概括为以下几种：“(一)乡村人口向邻近的山区或其他偏僻地区作短期奔逃，这种路径在时间上、路程上都是极短的，占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的贫苦农民一般都采用此路径；(二)乡村人口向附近的城市迁移，华北农村人口逃往平、津二市，上海周边居民汇集租界等即属于这种情况；(三)城市人口往乡村或小城镇避难，淞沪会战中，旅沪人口返回原籍即为一例；(四)更长距离的迁徙，包括华北难民或经海路南下上海、南京，或经平汉线至武汉三镇等地，以及上海、南京一带人士西迁等。”⑥ 据司马文森的回忆，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的进步作家就是按照不同的路线分批撤退的：“整个进步的文化队伍分三批，一批组成救亡工作队沿京沪线撤退，目的地是武汉；一批由海道乘英国船向华南撤退，目的地是广州；另一批则留在上海隐姓埋名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我是属于朝华南撤退的一批，和我们走同一路线的，还有郭老、夏衍同志，和在炮火声中诞生的《救亡日报》社同人。”⑦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流亡难民的集中迁居地，以及以此为中心继续西迁的中转站。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难民则继续向湘、鄂、赣、川、陕、云、贵、粤、桂等后方地区疏散。作家路翎的战时迁徙路线即是如此：1937年8月15日，路翎一家逃难抵达武汉，暂住于汉口江边飞机场侧的小旅馆，因其继父工作无着落，全家只得乘船前往继父在汉口附近汉川县的乡下老家；1937年底，路翎到汉口“流亡学生登记处”登记，乘招商局的船只前往宜昌，又从宜昌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轮”入川，1938年抵达重庆。⑧这一流亡经历与具体路线，也在路翎于抗战中创作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下部的主人公蒋纯祖身上得到再现。小说下部一开篇即以宏阔的笔致描述了战争中大规模的伤亡与流徙：“战争，是在死伤了数十万人，流徙了数百万人之后才固定；这个强大的浪潮祛除了笼罩着全中国的各种怀疑。这数十、数百万人，从各个社会层，各个家庭——各样的环境出来，接受了为他们所期待，亦为他们所恐惧的命运，于是全国的生活强烈地变动，而战争强固了。”⑨据孙艳魁对抗战时期难民人数变化的观察，“1939年以前的几年是一个难民高潮，1939年以后的几年则是一个难民数目相对稳定的时期，到了1944年，由于受豫湘桂战役的影响，难民又大批涌现，又形成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个高潮和抗战初期的高潮比起来规模要小一些罢了”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