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阅读革命” “新大众文艺”的概念自2024年7月于《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一文亮相以来，便迅速引发学界热议，目前的议题集中于概念辨析、合法性论证以及“创作者的革命”“文体革命”等具体实践的梳理阐释。相较而言，《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所提出的“阅读革命”，特别是“阅读革命”之于大众文学阅读与文学观念的影响，讨论尚不够深入。何谓“阅读革命”?文中界定如下： “新大众文艺”是一场阅读革命。阅读者可以自由选择、自由阅读，也可以自由评论，甚至加入创作，从传统的静态沉浸式阅读模式，转变为动态交互式阅读模式。移动化、场景化、交互化，成为“新大众文艺”最为显著的阅读特征。① 这一概括凸显了大众在阅读活动中的能动性与创造力，总结出数字化时代阅读的鲜明特征，即“移动化、场景化、交互化”。在此意义上，为避免概念泛化，本文所论的“阅读革命”，意在将数字化阅读视作这场跃迁的现实形态与主导路径，以便彰显数字媒介与平台治理驱动下阅读的制度性重组，因而将会在具体论述中将“阅读革命”同义置换为“数字化阅读”。数字化阅读是指读者在数字界面/平台上与具体文本交互的实践过程，读者也拥有数字用户/粉丝/书友/二创作者等多重身份。《2024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为6.7亿，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为661.41亿元，数字阅读作品总量约为6307.26万部，其中网络文学和电子书的数量占比约为67.55％。②如此规模与渗透率足以说明，数字化阅读蔚为大观。无论对此是否在意，即便褒贬不一，“阅读革命”已然是无法回避且不可逆转的“现在进行时”。 本文选择直面这一现状，试图分析当前数字化阅读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文学阅读的具体影响，并在新的阅读生态中重审读者能动性与自主性问题。当然，分析现状并非空无依傍，关于读者的能动性问题，起码已有两种阐释路径。其一，可以命名为张扬读者能动性的“赋权叙事”：接受美学强调读者以“期待视野”参与意义生产，文化研究与参与式文化将读者视为“生产者”“盗猎者”与“产消者”。数字化阅读实践中的例证俯拾即是，弹幕、评论、评分、章评、同人、手书、短视频二创，读者的参与方式五花八门，社交媒体的互动性更是将读者推向前台；其二，可以命名为揭示读者结构性困境的“异化叙事”。法兰克福学派揭露文化产品的“虚假需要”，传播政治经济学将观众注意力视为待售卖的“受众商品”，数字劳动理论与平台资本主义批判指出用户内容/数据被系统性计量与榨取，网络文学研究亦揭示平台通过算法/流量/数据“异化”网文写作与阅读，打造标准化流水线与不稳定劳动者，同时还免费压榨读者的创意劳动成果。 这两类阐释路径均有极强的洞察力，同时也让我们在“赋权”与“异化”之间摇摆不定。在面对兼具解放性与控制性、斯蒂格勒所谓的“亦毒亦药”的数字媒介时，往往只能陷入庸俗的辩证法之中，难以真正接住现实抛来的新经验与新问题。不夸张地说，在“阅读革命”的视野下，何谓阅读，何为文本，什么是文学体验等“元概念”都并非不言自明的存在，将文学阅读神秘化、形而上学化、道德化都无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变化的规律。而各式价值判断与对于传统阅读的怀旧之情也都显得片面轻率与自我中心主义。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暂且跳出“赋权”与“异化”的二元阐释循环，尽量全面充分地观察、描述与剖析当前数字化阅读的实际展开过程。这一思路也与当代阅读研究的“新物质主义”③取向相呼应：“当代阅读理论的核心范畴已显著拓展，昔日潜藏于文本之后且被系统忽视的物质基底、技术条件、具身实践、文化情境等客观力量无一例外地被纳入分析视野。”④当代文学研究亟须在大众阅读实践、新技术条件、社会文化情境、文学作品等多元要素交织的场域之中更新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将崭新鲜明的媒介意识有效置入文学制度研究、读者研究、文学生活研究、文学思想史研究之中，并在新大众文艺的广阔视域中再度思考文学的位置与意义。细致考察数字阅读实践的技术基础与突出特征，重新审视文学阅读的入口、诠释方式与感知方式，正是本文回答上述问题的论述起点。 一、平台化阅读与“可见性”博弈 观察当前大众的文学阅读实践，首先需要了解大众接触文学作品的主流“入口”，这就不得不涉及文学传播方式的变迁。与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同年，《文艺报》的岁末“文学关键词盘点”中就对文学传播方式现状作出及时总结： 2024年，传统文学期刊、报纸的转型之路成为文学界一大热点话题。一方面，《人民文学》《收获》两大老牌期刊先后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与莫言、梁晓声、苏童等作家一起共话文学，在创下销售纪录的同时，也探索出文学在人民中“寻亲”的新方式。此外，各大传统文学期刊纷纷“出招”，如《天涯》《小说月报》等开始尝试“直播带货”，《十月》《花城》等入驻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另一方面，岁末之际，也有几家老牌文学报纸、期刊在媒介融合等新的时代背景下完成了转型或休刊，关于“纸媒的时代正在逝去”的言论引发热议。⑤ 在这“悲喜交加”的场面里，“转型或休刊”的纸媒具体是指创刊于1981年的《文学报》停止纸质出版、创刊于1993年的《书城》经历了停刊与复刊的变奏。人们在“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数字奇观”的轰炸下，不由得再次忧心纸媒的生存危机。当然不只是文学期刊，图书出版业同样焦虑重重，不得不纷纷开辟直播赛道。对此，我们不应只做出“事件化”“新闻化”的处理，也不应将“直播”视为“营销技巧”的同义语，反倒可以借此深入思考文学传播与大众阅读习惯的结构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