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的与理想的 “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既是对当前中国文艺发展现状做出的描述与提炼，也是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未来发展进行的规范和筹划；既是一个现实性范畴，也是一个理想性概念。 从现状描述的层面而言，文学艺术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样态，包括创作、生产、传播、阅读等在内的基本方式，与十余年前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在文学、电影、戏剧、舞蹈、电视剧、纪录片以及游戏等不同领域，都出现了不同以往、具有新风格新形态的标志性文艺作品。可以说，提炼“新大众文艺”这一新范畴也是文艺实践对理论实践提出的要求。 从未来发展而言，深入阐释新大众文艺，实质上也是要从理论实践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层面探讨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主要特点。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型。与之相伴，再现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文艺形态，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相比，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点。如何对这种阶段性特点及其发展走向，从理论上展开自觉的总结、提炼和探讨，此前做得不够深入。“新大众文艺”范畴的提出适逢其时，打开了新的实践和研究视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这一范畴首先表明，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文艺将主要在文艺大众化这一脉络上持续深入推进。大众化可以说是现代文艺区别于古典文艺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诉求，也构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主脉。大众文艺的探索和实践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文艺、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工农兵文艺(人民文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艺，都呈现出阶段性的历史特征，又有着内在的连续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如此概括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本特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大众文艺的发展也是如此。经历百余年的发展，现代中国人民文艺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正是对新时代文艺大众化实践现状的自觉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理论规划。 “新大众文艺”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和内涵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的双重意义上不断深入探讨和持续推进的话语场域，关键在于如何阐释和建构“新大众文艺”之“新”的历史与现实意涵。显然，这种“新”既不应该以进化论的逻辑，将新出现的现象和特点叠加在原有概念内涵之上，也不应该用旧有理论范畴来规约新出现的文艺形态与文艺现象，而需要对当下文艺实践的时代语境和历史条件做出客观的总体性认知，进而重构大众文艺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方向。正如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当代性的认知和建构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探讨新大众文艺的关键是如何认识中国新时代文艺的历史语境、阶段性特点、文艺的基本功能，进而规划其未来的发展。以下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和阐释，希望对新大众文艺的特点做出初步的描述和界定。 二、文艺新格局 其一是主动介入新兴媒介和信息技术革命，形成文艺的总体性新格局。新时代大众文艺最重要的特点，应该是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演进所带来的变化。21世纪以来，互联网媒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文艺创作、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机制和语境。这使得主导性文艺不再主要是曾于20世纪占据主流的印刷媒介和以文学为中心的文艺形态。这是时代带来的、每个人都难以回避的挑战。2000年，费孝通先生曾在一次讲话中感慨自己这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三级两跳”，即从农业社会跳到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跳到信息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331页)。当前，我们正处在新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剧烈转型过程中，此种转型不同于此前历次变化的地方在于，这将是一种“文明”级别的巨变。因此，传播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变化不仅将改变文艺的内容、形式及生产传播机制，也将极大地改变文艺自身。 从字面意义而言，“文艺”这一范畴涵盖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学、文艺评论以及群众文艺等诸种文学艺术媒介形态，其自身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文艺所涉及的诸种媒介形态大多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国民传播媒介专业化、现代化的结果，而“文艺”作为一个综合性范畴，其形成则与文艺的组织化、大众化，尤其是与百余年来革命文化的发展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文学”与“文艺”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文学”始终处于“文艺”实践的中心位置。这首先是由近现代以来印刷媒介的主导位置所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由报纸、杂志、书籍等市场化印刷媒介取代戏曲、故事、评书等表演媒介的新文学革命。与此同时，现代性的视觉媒介、声音媒介、表演媒介等诸种文艺媒介也得到了广泛发展。依托现代印刷媒介和现代教育体制的现代文学，往往受限于人民大众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以人民性为基本诉求的大众文艺，则在突破文字中心的同时又形成了以文学为中心的文艺体制。从大众性与大众化层面来看，人民文艺始终将“文艺”放在比“文学”更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新中国建设的前三十年中，强调非文学、非文字中心的“大众文艺”，与强调专业化、文字中心的“人民文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微妙的差异和矛盾。往往在强调专业化和媒介本体论时期，“文学”会更多地占据文艺媒介的核心位置，而在凸显“文艺”这一范畴的时期，会更强调文学艺术的大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