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中，作者作为叙事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始终以亲历性方式置身于叙事现场，在作品中拥有非常明确的主体身份。大量非虚构作品都是以作者本人为中心，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采访实录、材料征引等，呈现所叙之事中当事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所思所想，并与作者形成不同层级、不同方式的交流和碰撞，最终聚合为作者意欲传达的一些审美思考。其中，作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只不过，这个“他者”不是纯粹受控制、挤压和支配的客体，不是某种单纯的异质性对象，而是在与作者互动过程中不断生成或修正作者所思所想的“他者”，并且隐含了作者对他们的特殊情感和生命尊重。因此，在非虚构写作中，所叙之事中的当事人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他者”，既影响作者在叙事中如何“求真”，又涉及作者自身观念的调校与完善，承担了极为复杂的文化及审美功能，值得深究。 一 如果我们将“他者”作为定义、建构和完善“自我”中必不可少的对象，那么这个“他者”就不是一种纯粹边缘化或被压抑的对象，而是一种独立于“自我”之外，又能够对“自我”的主体意志和能动性形成挑战或限制的力量。当西方哲学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越来越关注主体之外的力量对主体的限制，而不再过度推崇主体的能动性，以防止主体的自我膨胀。这种主体之外的力量，就是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他者”。韩炳哲就认为，对于主体的自我而言，他者是一种“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①异质性存在，它紧紧地缠绕在自我的周围，并让自我对它爱恨交织，却又难以舍弃。在叙事文学中，如果我们将作者视为主体的自我，那么其笔下的人物，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为客体的“他者”，而且它是“一个抨击我、拦阻我、违逆我、反驳我、与我相左、向我发起反抗的对立，其中蕴含着它的否定性”②，是作家必须全力接受的挑战对象。不同之处在于，在虚构类的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由作者虚设而成，这些所谓的“他者”看似集合了现实经验与艺术想象，但终究是创作主体自我的投射，是受作者内心把控并认可的“他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情感立场及价值倾向。即使作者退到了叙事之外，一切叙事均由叙述者来执行，但叙述者同样是作者设定的一种特殊主体。因此，虚构作品中的“他者”本质上是一种内化为自我的他者，是作者主体的另一种经验性或想象性的自我建构。但非虚构写作就完全不同了。非虚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客观实存的对象，且大多数都游离于作家自我的经验之外。他们与作者之间，无疑构成了真正的他者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非虚构写作中，所有与作者形成交流和碰撞的当事人，都是相对独立的客体，也是全然存在的他者，同时又是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或见证者。他们常常以明确的异质性甚至否定性，向作为主体的作者表明，事情并非你想象的那样，你必须坦诚地进行深入交流和不断碰撞，才能获得现实或历史的真相。 非虚构写作中的各种当事人，作为叙事中的主要对象，始终独立于作家的主体之外，并在充当他者角色的过程中，常常保持着显著的陌生化特性，有时甚至体现出某些否定性姿态，这是中国新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特征。它既表明了作家对于当事人独立意识的充分尊重，也体现了作家对于叙事真实的自觉维护，折射了非虚构作家对自我主体控制的理性姿态。像易小荷的《盐镇》，主要叙述了四川自贡的仙市古镇里12位女性的生存际遇，上至90多岁的老太陈炳芝，下至20岁的少女黄欣怡。对于作家来说，无论生活经历、生存方式，还是文化习俗、生活观念，她们都迥异于自我既有的经验。也正是这一陌生化的生存群体，吸引了作家对她们进行跟踪式交流。因此，在具体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作家不仅敏锐地捕捉了她们种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还大量呈现了她们各不相同的生活态度，并与作家自身的性别观念及价值诉求形成比较，从中凸现她们面对暴力和贫困的双重枷锁所体现出来的近乎麻木的生命情态。可以说，正是这些置身于现代社会中、具有代际传承特征的女性群体，让作家深切地体会到底层女性的艰辛生存，也迫使她重新思考现代文明秩序下的性别伦理问题。罗伟章的《凉山叙事》也是如此。当作家带着采访凉山地区扶贫工作的任务进入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县，他深切地感受到，从省外的扶贫干部、当地的基层干部到当地的医生和教师，从不同家庭的彝族老乡到当地的一些企业家，都是一些陌生的他者。这些陌生的群体，不是因为他们与作家本人从未相识，而是他们的工作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习俗，都完全不同于作家自我的预想。通过与这些陌生的他者不断交流，作家才慢慢看清了凉山脱贫的四大目标：治毒、治艾、治超、治愚。围绕这四个脱贫的核心任务，罗伟章不断倾听各种当事人的想法，观察不同当事人的生活，并与他们深入讨论问题产生的根源，寻找解决的办法。可以说，生活在传统观念中的这些彝族群体，他们的所言所行，不断突破乃至颠覆了作家的认知。它至少说明，作家在非虚构写作中虽然充当了不折不扣的主体，围绕着我看、我闻、我思、我想，进行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但在实际叙事过程中，依然需要对所有当事人保持必要的尊重，并折射了作家主体与这些实存的他者之间应有的客观距离。即使像万方的《你和我》，虽然叙述了作者父母漫长而艰难的一生，但在具体叙事中，作者同样给自己定下了基调：“我写这本书不是想介绍一位剧作家，我要写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要仔细探索，好好地认识他们，还想通过他们认清我自己。”③也就是说，这部作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以作家记忆为主线，直接呈现主体心目中的父母形象，而是将父母等人都视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他者，从一开始便聚焦于真相的探寻，不断求证于他者，从妹妹的想法，到好姨的回忆，从父母留下的照片及书信等各种原始材料，到长辈及亲朋好友的交往场景，细致梳理自己对于父母及长辈们的日常生活、内心情感、人生态度、命运变化的重新理解，包括母亲因大量服用索密痛而死亡，并由这种成瘾性极强的止痛药，联想到外婆的坎坷人生，尤其是她晚年对成瘾性药物的依赖。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妹妹、好姨，还是各种材料中不断复活的父母及长辈们，都是作者面前一个个重要的他者，都带着明确的陌生化特征。譬如，当作者将自己完成的部分书稿传给妹妹时，妹妹万欢则认为，姐姐“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而万方则坚信，“真相就存在于寻找之中”，而且寻找的过程及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真实”④。从这种距离感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作家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明白他者的陌生化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