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编撰始于宋代，盛于清代，至民国时期仍受学者重视。其中，作家年谱虽为大宗，但少见新文学作家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年谱编撰一度兴盛，然仍以古代文人为主，现代作家一般只有年表。20世纪80年代，作家年谱编撰再度兴盛，现代作家年谱大量问世，有些作家甚至有多种年谱。近年来，现代作家年谱出现大规模重编迹象，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洪治纲教授领衔编撰的“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为例，该书系共40部，目前已出版第一、二辑计23部。当代作家年谱编撰也兴盛起来。披览当代作家年谱出版现状，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年谱丛书，如“《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中原作家群年谱丛书”；第二类是年谱单行本，如易彬的《穆旦年谱》(2010)，王培洁的《刘绍棠年谱》(2012)，徐强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2016)，邢小利和邢之美的《柳青年谱》(2016)、《陈忠实年谱》(2017)。这些作家年谱夯实了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基础，其价值已有众多书评述及，无须赘言。但诸多现当代作家年谱书评，皆唱赞歌，少有批评，进行整体研究的更为少见。其实，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存在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还很严重。武新军发现：“在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热潮中，存在着随意性较大、整体学术质量不高等问题。”①王杰认为，当代作家年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学术缺陷，影响了年谱著作的整体水平”②。谢尚发也注意到，有些当代作家年谱“要么简单罗列事实，要么尽数抄书以系年，有些甚至编排混乱，皇皇数万言的年谱竟不如简单年表来得清晰”③。鉴于此，有必要总结中国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并进行反思，既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进现当代作家年谱规范化建设，也为提高学术质量，推动学术健康发展。 一、年谱类型混淆不清 年谱类型繁多，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划分。按照年谱体裁，可分为文谱、表谱、图谱、诗谱等。文谱就是用文字叙述谱主一生事迹，这是绝大多数编谱者采用的体裁。至于表谱将表与谱合称，是因为二者同源。汪喜孙认为年谱“其原出于年表”④。方东树也曾说：“年谱者，补国史家乘所不备而益加详焉。吾以为此乃沿迁史十表年月之法而易其形者也。”⑤梁启超则明确说：“年谱由年表变来。”⑥可见，表谱是表格形式的年谱，即年表。诗谱即以诗歌形式记述谱主的生平事迹。清代诗家大多有此诗谱。图谱是以图画形式来表述谱主一生事迹。后三种常以结合方式存在，有诗文年谱、图文年谱等。按照年谱作者，可分自编年谱、亲友所编年谱、后人所编年谱。现当代作家极少自编年谱。亲友所编年谱稍多，如许寿裳的《鲁迅先生年谱》(1937)、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1949)。常见的是后人所编年谱。按照年谱篇幅，可分简谱和年谱长编，如杨新敏的《徐志摩简谱》(1999)、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4)。按照谱主身份，可分为政治人物年谱、学者年谱、作家年谱、社会名流年谱等。按照年谱内容，可分为作品年谱、思想年谱、生活年谱。作品年谱又可分为创作年谱、翻译年谱、学术年谱。一般情况下，年谱编撰宜选择以上类型中的一种，同时采用多种类型，不但编者很难掌控，也容易出现类型混杂、主线不明的问题。就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实践来看，大多数年谱都选择了一种类型，问题主要集中在编撰过程中年谱类型混淆不清，所选年谱类型不能一以贯之。 中国现当代作家几乎都是多面手，不少人既是作家，也是政治人物、学者、社会名流，他们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艺评论等多个领域皆有涉足，这就为年谱编撰者选择年谱类型带来困扰。已出版的郭沫若、周扬、郭小川、王蒙等人的年谱，都属于作家年谱，但是编者显然注意到不能忽视谱主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学者、社会名流身份，于是在年谱中穿插谱主发表的政治主张、学术论著和出席社交活动的内容。如此一来，谱主的社会形象固然完整了，但其作家的面目却变得模糊起来。如王修鹏的《鲁迅著译年表》，既曰“著译年表”，自然要辑录鲁迅一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但是编者显然混淆了作品年谱、思想年谱和交游年谱的概念，以致几乎每个条目都交代了鲁迅参加的活动和交游⑦，有些条目却并无作品著译的内容。鲁迅整理、校对、勘正的《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应归入鲁迅学术著作，不属于著译，而《鲁迅著译年表》1915年条目，却将《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等鲁迅整理的古籍收录其中⑧，混淆了创作年谱和学术年谱。 由于作家的创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现当代作家年谱往往加入谱主的生活细节，如此固然丰富了谱主形象，增强了可读性，但作为一部作家年谱，而非政治人物年谱、学者年谱，其编撰体例及对材料的编排，本应突出文学本位的特点。有的作家年谱以较大篇幅记述与其文学创作无关的生活琐事，混淆了作品年谱和生活年谱。有的索性把作家创作和生活合编，如《路遥生活、创作年谱》(2023)，这是对作家年谱类型创新的有益尝试，但遗憾的是，该年谱中生活年谱和创作年谱形同两条不相交的铁轨，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处理两种及两种以上年谱类型在叙事方面的交叉重叠，是年谱编撰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篇幅上混淆年谱和年谱长编的现象为时已久，而且普遍存在。古人编年谱，无论长短，都以年谱名之。年谱长编在民国时期才出现，迄今为止已有各类年谱长编不下五六十部。然而，编者和出版者似乎都不知或没有注意到长编一词的本义，致使对这个词的模糊理解流传开来，成为共识。在古代，长编是一种史料整理方法。司马迁编写《资治通鉴》之前，先让人编撰了一部据说用两间房来装的长编。南宋李焘认为自己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没资格径称《续资治通鉴》，故称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言外之意是说长编是编年史著作的初级阶段或前期准备。清代刘宝楠撰《论语注疏长编》《毛诗正义长编》《礼记注疏长编》、吴其浚撰《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都视长编为史料性质的初稿。到民国时期，长编骤然用于年谱，如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1936)，后来还有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1979)、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