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刚刚迈入21世纪的门槛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就已经开始探讨“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与特质、格局与走势了①。转眼21世纪已过四分之一，曾经热闹非凡的“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正在被“新时代文学”“新大众文艺”等概念所遮蔽，但这个时候重提“新世纪文学”并非没有意义，而是提醒我们在探讨“新时代文学”和“新大众文艺”时，必须具备“新世纪文学”的历史眼光。“新世纪文学”就是21世纪文学，它依旧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演进，依旧处于未完成的历史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讨论“新时代文学”和“新大众文艺”就是在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最新走势和历史趋向。但要想真正深入地探讨新世纪文学的走势和趋向，我们不能没有“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历史参照系，正如要想深入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就必须以“19世纪中国文学”为历史坐标。按照学界的流行说法，19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是“被压抑的现代性”②的文学潮流，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则是从外在压抑走向主动追求“现代性”③的文学潮流。毋庸讳言，这些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念有的源自海外汉学家的研究结论，但在国内学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推广。然而，问题在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并不完全契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若用其来衡量和阐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与审美形态，必然会陷入“削足适履”的困局。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深度探寻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奥秘，在此基础上创建属于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现代性文学史观，以此重释和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和话语体系，揭示和阐明“新世纪文学”历史走势中一些待解的问题。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症结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哪里?答案众说纷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我们必须首先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释话语体系中，透视学界所建构出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构型及其内在症结，然后才能管窥“新世纪文学”的走向与前景。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合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正式开启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建构。此后，众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陆续加入其中。黄修己、孔范今、严家炎等人编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相关教材也先后出版，由此形成了学界之显学。按照黄、陈、钱三位学人的说法，“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并非简单地为了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学科壁垒，而是为了“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④。为此，他们侧重于从“非历时性，即共时性方面”切入论题，从结构主义或系统论出发，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形态描述或建构成一个多维立体的文学史模型，诸如走向“世界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以“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在文学语言结构上表现出现代艺术思维⑤。显然，这是一个以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为理论核心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模型，其建构尺度就源自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但这个理想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模型，并不完全契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客观历史进程，诸如世界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系、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关系、现代美感与传统美感的关系、现代艺术思维与传统艺术思维的关系，都不是单向度的现代性归纳所能涵盖的。但必须承认，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这种“片面的深刻”确实能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 回过头看，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文学语境中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模式，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初创的现代性文学史话语模式中，“回到五四”是基本的历史前提，而研究者没有来得及重新审视“五四”所造成的所谓“现代性的后果”⑥。这个“后果”全面体现为五四激进主义所孕育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症结”始终无法开解，即新旧之争、雅俗之争、左右之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扩散和蔓延，由此引发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话语纷争与二元对立。实际上，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黄、陈、钱三位学人并非没有意识到五四新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在矛盾，即“‘传播’新思想”与“传播‘新思想’”之间存在的无法“释解”的困难。“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雅俗之争，普及与提高之争，‘主义’与‘艺术’之争，宣传与娱乐之争，民族化与现代化之争，贯穿了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左右了20世纪文艺形式辩证发展的基本轨迹，各类文体的探索、实验、论争，基本上是在这一‘张力场’中进行的。其中，散文小品最为幸运，小说次之，戏剧相当艰难，诗的道路最为坎坷不平。”⑦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散文和小说显得幸运，得到了读者的普遍认可，正是因为这两种新文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保持了深度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新诗和话剧饱受争议，正是因为这两种新文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比如与古典诗词和传统戏曲之间的文体对立始终无法有效缓解。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界只承认20世纪的新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形态，而将20世纪的旧体文学，如旧体诗词、传统戏曲、章回小说或文言笔记小说、文言散文或骈偶文体，视为反现代性的文学形态予以摒弃，这必然限制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建构与重构。除了这种显著的新旧对立之外，雅俗对立也广泛存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建构与重构中。尽管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增加了“通俗小说”或“民国旧派小说”的章节⑧，但在标举现代性的文学史秩序中，依旧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雅俗、新旧文体等级观念或制度。而在其他各种版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中，这种文体等级观念和制度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不仅如此，有关左右之争的文学对立情绪，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建构与重构中似乎更加难以“释解”。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内地开始，有关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的历史地位与再评价问题就从未停止，由此带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左右对立或撕裂，始终困扰着学界和民众⑨。除启蒙文学现代性外，左翼革命文学现代性亦长期面临合法性危机。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症结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