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角度看，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见识了人工智能的发达而又可能没有赶上其替代甚至毁灭人类的时刻。当然，从时间上看这可能是一种乐观的估计。人工智能问题绝不单纯是一种技术问题，而是关乎人类文明主体的存续和世界存在方式是否改变的根本问题，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话题。在2021年，笔者曾经如此写道：“人类社会要有政治理性、社会理性与学术理性。”①在2023年，笔者再次发出慨叹：“新世纪以来，每个新的一年都被人类世界寄予新的希望，回望一年来的世界形势，‘灰犀牛’比比皆是，‘黑天鹅’层出不穷，世界走向的不确定性导致人类社会更加迷茫和焦虑。”②2025年伊始，我们更是对世界未来和国际秩序充满忧虑，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和人类社会存在的普遍心理。在技术崇拜日益狂热的今天，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和文明带来哪些影响，我们需要对这一趋势作出怎样的应对，是当下亟待思考的问题。 一、算法逻辑：公共理性与工具价值的规范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的基础是算力和语料，而其核心是算法。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发达的标志，其算法逻辑是标准的工具理性，具有相当普遍的公共性和客观性。算法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直接呈现，而从逻辑上说，工具理性是最直接、最准确的理性。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能够快速分析和处理海量信息，这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并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但也使得人们更加依赖算法和模型来进行决策和判断。当AI系统在医疗诊断、法律判决等领域展现出超出人类认知的能力时，人类就不得不赞同甚至屈从于AI技术，甚至形成了对技术主义的崇拜。例如，清华AI医院内测系统中的“紫荆AI医生”，在对300余种疾病的诊断中，准确率最高达到了93.06％，充分展现了其在算法优化和知识图谱构建上的深厚技术积累。③美国斯坦福大学团队开发的Mal-ID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对542名患者的1600万条免疫受体序列进行深度解码，成功实现六类疾病状态的精准鉴别，包括新冠肺炎、HIV感染、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整体准确率高达98.6％(AUROC 0.986)。④二者的实验结果都远超人类医生的平均水平(78％)。医疗诊断技术的突破显示了当今医学认知模式的根本转变。当AI大模型被用于司法实践时，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国外和中国北京、上海等地的法院尝试引入AI大模型以辅助案件审理，虽说没有达到DeepSeek等大模型辅助审理的案件准确率(100％)，但是确实可以构成对司法实践领域的“降维打击”。类似的技术奇迹不胜枚举，而且将来可能会层出不穷。 以算法为底层逻辑的大模型具有先天的理性特征，其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还将在人文学科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一，人工智能为人文学科增强了标准性和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和过度主观化的偏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人文学科是不能量化的，因此弱化了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导致了外界对人文学科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质疑。如今，AI大模型与人文学术的深度合作使人文学科能够进行具有实证性的量化分析，从而提升了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价值。 第二，基于大模型工具理性而形成的“大数定律”，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特别的新路径，譬如对文学经典的量化分析。文学经典的产生大致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当下影响，一个是将来阐释。然而，无论二者如何发生都缺少具体而客观的量化分析过程，在AI大模型基础上导出的“大数定律”等通过全面而细致的量化分析，为经典的确立提供了具体的数据支持。 第三，人工智能对文学教科书知识及其认知过程进行证伪和证明，从而使教科书体系进一步标准化。笔者在多年的文学史教学中，一直强调“三个原则”：基础知识标准化、核心知识个性化、背景知识多元化。其中，知识的标准化和个性化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出文学史教学与AI工具理性标准的相关性。这也涉及如下问题，即人工智能的算法所导出的工具理性并不能直接提升为人类智能的公共理性。 AI算法凭借语料来源的广泛性和标准的客观性，不仅极大地超越了人工操作的效率，还使人类智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了挑战和质疑。随着AI大模型的迅猛发展，人类对于技术主义的崇拜越来越狂热。但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以AI为代表的技术主义浪潮。原因何在？除了信息的虚假性或幻觉之外，人工智能还存在着很大的症结，即算法系统中的算法霸权和算法意识形态偏好。在对技术主义的崇拜中，理性权威的归属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这种位移不仅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模式，还在深层次上重塑了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人类智能附属于人工智能。2025年伊始，中国的DeepSeek大模型面世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DeepSeek的成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进步，而被看成是一种国家制度和民族文化的胜利。同样地，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仅把DeepSeek看作是一种技术上的突破，更看作一种政治威胁。美国人工智能头部公司OpenAI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信函，称DeepSeek的最新模型R1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进展，并称其会给美国科技和社会带来“重大的风险”，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这种风险的发生。另外，据2025年3月7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公开回应并声称要限制DeepSeek在美国境内的应用和链接。而在此之前，美国海军已经禁用了DeepSeek。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背后包含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我们还应关注人工智能的疯狂生长可能给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潜在灾难。作为人文学者，其首要责任就是从理论和伦理上论证人工智能算法逻辑的非逻辑性。阐明大模型算法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公共理性。在这样一种科技文化的浪潮中，技术主义无疑已经获得了判断的优先权，人类理性主体的权威归属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这迫使本体论哲学要重新思考，理性是否必须与生物人绑定？特别是在脑机接口等技术实现突破之后，可能引发本体论的危机：当意识活动可被外部设备读取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否依然成立？在笔者看来，问题远不止于此——在不远的将来，“什么是人”很可能成为人类甚至AI讨论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