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有效性是阐释学循环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阐释学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为不同的问题形态。融合了实用主义的后现象学强调阐释对象的技术构成以及阐释主体的身体—技术的嵌入，唐·伊德的物质阐释学进入阐释学循环难题，使得该问题需要重新表述以及重新思考：被技术所嵌入的阐释者对物质技术所格式化的世界进行阐释，如何避免阐释的内循环，如何避免阐释的无意义。本文意在从阐释学循环的必然性出发，结合梅洛-庞蒂对“具身性”的讨论，尝试松开意向活动构造意向对象的“意向之线”，在阐释主体的角度，技术参与了感性的流动性与意义的同时生成，持续的意义生成从根本上保证了阐释的有效性；在阐释对象的角度，采用“在场”与“不在场”的方法，关注阐释活动中的“沉默”“背景”以及物质性环节，以此“让事物说话”。 一、阐释学循环的必然性与“意向之线”的松开 整体而言，阐释学循环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分述为认识论关系与存在论关系的矛盾，方法与真理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贯穿整个问题史的讨论，凝练为阐释学循环的必然性问题。同时，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通过“意向之线”而连接起来的学理方法暗含着阐释内循环(阐释无效)的问题，这个问题推动着阐释学循环对自身的反思，在不同的阐释学发展阶段呈现为不同的问题表述样态。受惠于现象学意向性理论，阐释学循环遵从阐释主体—阐释活动—阐释对象的基本结构。“意向之线”所连接的主体与对象本身具有循环的特质，这一特质不仅来源于现象学所证明的主客可以互换位置，也来源于阐释主体在世界之中同时又要阐释世界的理论难题，这一理论逻辑对应着认识论的现象学向存在论的现象学的历史过渡，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问题样态。胡塞尔把先验自我当作意向结构得以建立的最终依据，不容置疑的内在性投射出了意向对象，并且隔绝了对对象进行历史的、社会的、科学的解释的可能。这种意向对象是一种以“关于性”(aboutness)的姿态居间处于意识和对象之中的“事物本身”。①尽管他后期强调生活世界的重要作用，但生活世界仍然作为一个“中途”要返回到维持自我同一性的先验自我当中。利科指出，胡塞尔的现象学“失去世界、失去身体与自然”由此造成了一个悖论，“只有通过这种‘丧失’，世界才会揭示为‘预先给定的’，身体才会被揭示为‘生存的’，自然才会被解释为‘存在的’。因此，现象学还原并不发生在我与世界之间，不发生在灵魂与肉体之间，不发生在精神与自然之间，而是通过‘预先给定’，‘生存’和‘存在’才发生”。②这种悖论在胡塞尔现象学阶段可以描述为：为了描述世界却“丧失”了世界，世界、他人都成为确定胡塞尔意义上“我思”的佐证，“意识与对象的相互关系受到一种不变的、先天的规律性的规定”③，这种“构造性的先天”无关乎对象世界的存在与否以及是否回归世界的问题。 海德格尔通过把现象学上升到存在论的方式重新召回了世界、召回了历史。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认识论革命共同使用“我思”来确定主体，前者放弃了对世界真实性的论证，巧妙地使用了“神正论”来论证“我思”之外确实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后者重在分析自我同一性如何可能，对“物自体”保持了缄默态度。“思维着的我也共同思维自己；也就是说，我不单是把握被思维者与被表象者，我并不是直截了当地去知觉(perzipiere)这些东西，毋宁说我在一切思维中都连带着共同思维自己，我并不是知觉(perzipiere)，而是统觉(apperzipiere)自我。统觉之本源的综合统一乃是在存在论上对突出主体的特性描述”。④统觉自我揭示出“世界”被认识的分析过程一直伴随着思考自身的这一统一综合行为，海氏指出康德“存在等于被知觉性”的疑难，“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被知觉性之基本条件，因而就是诸物之被认知性之基本条件”⑤，转而以存在论的“在世界之中”的观念召回世界。 此在“在世界之中”(being in the world)⑥存在承认“世界”的先在性，承认大地的神秘性，意向性的构造活动在这里并不能穿透世界，世界也不再是透明之物。人与世界从根本上不能分离，这种存在论的关系优先于认识关系。人寓居于世界之中的同时又在认识活动中以世界为对象。至此，阐释学循环的悖论发生了全新的改变，存在论意义上的循环吞并了认识论而直抵存在之真理。阐释学循环脱离了认识论的批判，阐释有效性问题“不成问题”，因为它不在认识论的领域中被分析和讨论，不被现象学理论所讲的“专题化”或“问题化”，而是对人生存于世的直接证明。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当中，“理解是此在在世存在的方式”，“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事件的一部分，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包括艺术陈述的意义和所有其他流传物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⑦理解活动使得历史流传物获得意义的原因在于，它们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意向对象证明了此在在世的筹划活动，并且以历史为绝对中介。 存在论维度的阐释活动尊重历史前提。阐释一经发生就必然与历史、传统发生对话关系，至此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是在历史性的世界之中，这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对历史性的召回。胡塞尔的现象学旨在拒绝所有的历史的前见，回答对象之于主体的呈现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如此而来的客观性才能应对欧洲科学的概念危机。海德格尔的革新之处就是把存在和时间关联起来，继而阐释有效性问题变为：如何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前提下思考阐释学循环问题。狄尔泰“人是历史性之物”⑧的历史理性批判成为海德格尔区别于胡塞尔的重要理论资源。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阐释学原则，理解的前见成为理解活动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伽达默尔为“权威”和“传统”所做的“正名”工作成为区别于启蒙运动排斥前见而诉诸理性的重要特征。⑨一经发问就已经陷入了与传统的对话当中，“视域融合”的理想性与“效果历史”的现实性集中体现在对“问”“答”的分析中，我们生活在历史性的世界之中，所有的提问都已经遭遇了以往的答案，提问之所以可能也就在我们所获得的历史视域中，我们之所以看到某个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视域”。阐释视域对阐释对象的构造功能存在着阐释无效的消极层面，然而这种消极层面在存在论的维度无法评判，只能通过哈贝马斯、保罗·利科等人对阐释学“降格”运动的处理才得以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