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领导权”的重大命题。他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①这既是对中国“文化立国”“文以载道”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这些思想和实践的创造性拓展与深化。深刻把握“文化领导权”理论，有利于在总体性图景中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发展。 一 “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源流与发展脉络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提出“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但在意识形态理论中对这一领域涵盖的问题展开了深刻论述。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这显然已涉及文化领导权的问题。马克思在1851—1852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了由“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③；在1858—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领域划定为“意识形态的形式”④。意识形态并非仅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的观念体系，而是构成现实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中发挥建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打破了过去只从意识出发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传统哲学路径，创造性地将之与阶级斗争和物质生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使意识形态问题从过去的认识论领域进入到政治实践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革命阶级意识的阐释，对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建构具有指导性意义，为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展相关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刻影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实践。19世纪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等人大量使用了“领导权”的术语。在此之后，“领导权”这一概念多次出现在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功能加以进一步拓展，并在1905年所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了“领导权”思想。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化必须“在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⑤。他在晚年对于苏俄革命成功之后的任务提出了构想：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工作的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转向“文化主义”⑥。列宁敏锐地看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会因政权确立而停止，“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⑦。只有民众发自内心赞同和支持，才能真正获得领导权。 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在总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提出“文化和政治领导权”⑧(hegemony，亦译为“霸权”)的概念，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伦理—政治的领导权”⑨。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需要以社会成员的广泛“同意”⑩作为前提。在从运动战向阵地战的战略转型过程中，无产阶级应该用更高明的手段和策略，通过“分子式的入侵”打破壁垒，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团结在新的世界观之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在以上理论中，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并不是同步获得的，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首先着手争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通过宣传阵地的建设为武装革命和政治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民心基础。正如葛兰西所言：“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尔后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坚固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集团。”(11)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型国家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又是在中西文明激荡的时代条件下走上历史舞台的。“文化领导权”与国家构建、政治革命、文明创造等问题紧密相关，成为贯穿党领导文化工作的一条主线。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肇始于“五四”传统。在组织上，“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力军”，“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2)。在思想上，“五四”以其科学与启蒙精神为中国的思想转型和政治重建提供了新的信念、新的思维、新的方法，而文艺是传播新思潮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以文学革命为先导，将文艺作为唤醒民众、改造国民精神、树立新的伦理道德的重要阵地。李大钊提出“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13)，并以新文艺唤起民族自我之自觉。陈独秀主张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推动文学话语模式和观念形态的转变。瞿秋白意识到“文艺革命运动之中的领导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严重的任务”(14)，将文艺革命和文艺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一风潮席卷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都曾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产生了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