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日至19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文艺工作会议。作为一次“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文艺军队的会师”[1]33，会议的首要意义在于它以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律则的双重形式，宣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的基本结束与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开启。自此后，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新知识形态(以左翼文艺知识形态为主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知识形态)，而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艺知识形态(解放区、国统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艺知识形态)，才是中国文艺知识生产的主潮，这一主潮内在地包含社会主义新文艺共同体建构的观念目标与社会主义文艺“人民主体性”建构的动力机制。 在此，拟以文艺的人民主体性问题为切入点，通过讨论第一次文代会中由政治意识形态与文艺制度律则双重规约的作家身份的人民主体性、作品对象的人民主体性、作品价值的人民主体性，来揭示“新的人民的文艺”语境下文艺人民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内容与现实逻辑，以期为今日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文艺的主体性建构提供历史经验与价值启示。 一、作家身份的人民主体性：文艺人民主体性建构的前提 文艺的“主体性”说的是文艺与其反映对象之间的能动性创造与被创造关系。新民主主义文艺语境下的“人民主体性”，指的则是作为新民主主义文艺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人民”，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文艺发展中所起的能动的、实践的作用。由于这种作用会反过来影响并塑造文艺创作的主体与表现对象，因而文艺的人民主体性本质上是一种观念与实践的创造性生产能力。 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文艺观，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组成部分。召开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第一次文代会，正是以文艺新范式、新律令的形式，宣示了文艺活动与革命活动的内在关联。朱德在会议讲话中突出了“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这样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1]5，讲的正是革命主体就是“中国新文艺”的创作主体、表现主体与阐释主体的事实。而“人民是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定是要兴旺起来的”判断[1]6，更是言明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民主体性也即作为话语的文艺人民主体性的动力源泉事实。这一事实在会议中得到了毛泽东的肯认。 毛泽东于大会开幕后的第五日即1949年7月6日“突然”到会并发表的简短讲话直接言明：文艺的“人民主体性”是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需要”)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民(“人民所希望”“人民所需要”)所赋予，作家本身具有的“人民主体性”身份(“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实为文艺的人民主体性塑造(“身同此心、心同此理”)提供了社会基础。毛泽东的到会讲话所用的语言“我们欢迎你们”，其所涵括的“我们”同化“你们”、“你们”成为“我们”的召唤语义，表明了文艺的人民主体性，在彼时还存在着内部张力并需要用新文艺同化发展的事实。[1]3即成为“我们”，取得人民主体性的作家身份，成为作家创作“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首要条件。 对于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或虽在解放区，但尚未完全在身份上成为“我们”的作家而言，这就需要一个由“你们”向“我们”的身份转变过程。转变的方式，根据郭沫若的“总报告”，就是要“深入现实，加强学习”，在思想上首先完成转变，即一方面要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工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必须了解熟悉人民群众，然后才有可能反映人民群众。我们必须先做人民群众的学生，然后才有可能做人民群众的先生”；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学习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学习进步的文艺理论”的重要性。[1]42 对于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即已经在作家身份上成为“我们”的作家而言，取得人民主体性的身份，也要始终铭记“革命就是人民革命”“文艺就是人民文艺”这一新民主主义社会革命与文艺建设所获得的基本教示。董必武在会议讲话中所提出的“革命基本上已经取得胜利”也即“人民取得了胜利”的判断，[1]7正表明了革命的主体与革命主体性、文艺的主体与文艺的主体性一体骈生事实，因为二者已由长期的革命实践与文艺实践所证明。从而文艺最大的主体就是“人民”，文艺最大的主体性就是“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确定一个大的政治方向，这个大的政治方向就是为人民服务。”所谓“为人民服务”，从范围上来讲，“就是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工农兵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从内容上来讲，就是“能够代表他们的思想情感”[1]9，能做工农兵的艺术代言人。董必武讲话的言外之意是：文艺主体作为工农兵的代言人，在具体的主体性实践中，可径直打通“主词≠谓词”的名实区隔而使话语潜能变为语义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