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和艰巨的革命任务。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投身抗战，成为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晋察冀边区最具影响力的党报，《晋察冀日报》积极宣传党的妇女政策，传播妇女解放思想，构建了独特的妇女教育话语体系，对推动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动员妇女参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教育取得良好效果与行之有效的话语表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在传播妇女教育话语时，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正面积极的叙事方式，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描绘美好愿景等策略，有效激发了根据地妇女的学习热情。目前学术界不论是对《晋察冀日报》的研究还是对妇女教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以妇女教育话语为研究视角对《晋察冀日报》进行系统考察的学术成果尚显不足。对《晋察冀日报》妇女教育话语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当时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及话语权的变化，还可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通过话语唤醒女性意识，促使女性为实现自身与民族解放而奋斗，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 一、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妇女教育话语策略之基本定位 1.以革命和生产为导向 全面抗战时期，为争取获得革命的胜利，《晋察冀日报》妇女教育话语主要聚焦于革命与生产两个方面。革命教育通过思想启蒙有效激发了妇女群体的政治觉悟，使其成为支援前线的重要人力资源；而生产教育则通过技能传播切实提升了妇女的劳动效能，为巩固后方经济基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二者相辅相成，构建起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妇女教育的系统战线。首先，“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511。《晋察冀日报》妇女教育话语在革命战争语境下，所报道的新闻在视觉与精神上都呈现出革命化特征。一方面，《晋察冀日报》通过描述妇女在战争中所受苦难推动妇女思想观念变革，进而参与抗战。《晋察冀日报》在报道中十分注重语言的感染力与调动力，“无数的少女的尸体赤裸裸的横在土坑上”[2]，“略有姿色的妇女，差不多都被蹂躏或送给日寇作礼物了”[3]，这些与妇女安全息息相关的话语唤起了妇女对于日军残暴行为的愤怒，帮助妇女完成思想观念变革，帮助妇女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才能拯救国家、拯救自己。另一方面，《晋察冀日报》在教育话语方面以英雄启示妇女，只有参与革命才能夺取胜利。“巾帼不让须眉”从不是一句空话，《晋察冀日报》大量刊发妇女战斗以及妇女武装的文章，如“我要站着死，我是中国人”的抗日女英雄赵明升，在临刑前高喊“八路军万岁，晋察冀边区万岁”的杨梅婷以及振臂高呼“打日本，求妇女自身解放”[4]的英雄妇女自卫队。《晋察冀日报》在妇女教育中特别注重运用英雄叙事策略，通过报道妇女模范的先进事迹，为根据地妇女树立了可效仿的榜样，更通过“典型示范—情感共鸣—行为动员”的传播路径，激发广大妇女的革命意识与实践热情，从而为革命事业培育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5]。要争取革命胜利，就必须有稳定的国民经济作为保障。没有经济，没有物质基础，则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妇女教育也着重关注生产方面。194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强调妇女读书的政治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文字，编制生产时的歌曲小调等[6]。与此同时，《晋察冀日报》指出：“妇女本身就是强大的劳动力量，在体力、智力上与男子无异。”[7]其多次对妇女参与生产进行报道，刊发妇女生产成绩，如：“开荒三十亩植树四十五棵”[8]的平山妇女韩荣智，“开荒千三百亩，种树三万六千棵”[9]的行唐妇女以及在两个月内进行土布纺织到达三万两千匹的安平妇女等。 2.以通俗易懂为要旨 在晋察冀边区的传统乡村社会，教育是男子的特权。“供给儿子发财升官，供给闺女糟心赔钱”[10]，这是当时大部分人们的共识，除了少部分经济富裕的家庭，绝大部分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终日围绕家庭、丈夫、孩子忙碌。“七七事变前，在阜平19万人口中，上过学的只有70多个。”[11]北岳区党委在总结妇女工作时感叹“华北地区妇女受教育的几乎为零，农村妇女差不多全是文盲”[12]。因此在面对教育对象文化水平较低，识字能力较弱情况下，通俗易懂是《晋察冀日报》妇女教育话语最基本的要求。第一，妇女教育话语采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述。《晋察冀日报》在征稿启事中明确表示，希望投稿的人员注意“文字要求通俗，稿子要短，最好能够多写村子里发生的实际问题。”[13]《晋察冀日报》在妇女教育语言的采用上多使用“我”“她”“咱们”等口语化表达。“我男人到前方抗日，我应当在后方积极工作，积极生产，好供给前方打胜仗”[14]，“她借了一个牲口，两天耕了五亩多地”[15]，“不论什么抗日工作，咱们妇女都能跟男人一样的参加”[16]。此外，还有类似于“老太太”“张二嫂”等表述，采用生活中的称呼使妇女更容易理解与接受，富有感染力，引发共鸣。大众化的话语能够让妇女在阅读过程中感到熟悉与轻松，使其不会因阅读困难产生乏味心理，增加阅读的乐趣和成就感。第二，《晋察冀日报》妇女教育采用简短而有力量的话语。由于妇女识字能力较差，面对长篇大论的文字往往难以集中注意力，而简短有力的话语，具有直抵心灵的力量，易于妇女理解和接受，激发阅读热情。为促使妇女了解时政，便开展以“卢桥挑事变，日本错打算，中国一抗战，鬼子真不沾”为内容的识字运动；为鼓励妇女参与战斗，高喊“诸姑姐妹们!紧急的动员起来!和日寇法西斯战斗到底，战斗到最后的胜利”[17]。为提高妇女生产的积极性，强调“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这些话语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内，凝练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和价值观，帮助妇女迅速领会重要信息，获得启发和指引。 3.以塑造典型为举措 《晋察冀日报》通过社论、自述等方式塑造模范妇女形象，通过典型人物事迹唤醒妇女思想，说服妇女走出家庭，稳定国内局势。《晋察冀日报》所选取的典型妇女人物分布于家庭、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她们不仅身兼数职，而且在自己擅长领域做出不俗成绩。学习标兵王秋芬从小生活艰苦，受叔叔虐待，她决心不受气，不求人，为更好地独立生活，寻求边区政府帮助，在解决温饱后，她积极上民校，将学习与生产相结合，边纺织边认字，“为把字写到纺车上，一边纺，一边认……现在她已认识三百多字，成为妇女们的小先生了”[18]。北岳区模范妇女干部张品，对民族和妇女解放高度忠诚，在极端环境下，在其他干部表现摇摆时，她毫不动摇，耐心做好群众工作，她从不摆干部架子，从不简单命令，在改造村政权和村负担，反虐待包办婚姻等方面取得极大成果。也正因其优良作风，张品得到群众坚定的拥护，在被搜捕时，“广大群众主动帮助她，当地的妇女儿童为保护她，站五六道岗”[19]。劳动女英雄韩凤龄在村里第一个响应党的号召，剪去长发，并成立妇救会，在成为妇救会主任后，她带领广大妇女做军鞋、军袜、抬担架、救伤员。在她的影响下，妇女一个一个地加入劳动，年长的长辈会嘱咐其儿媳：“孩子!学学老韩吧!不会像咱们那时受罪。”[20]《晋察冀日报》通过描述这些英勇女性的生活、思想与成就，传达榜样力量与作用，改变女性对于自我的认知。与此同时，《晋察冀日报》为更好地展现妇女教育成果，也刊登了从不支持学习到赞成学习，从消极工作到积极工作的典型例子。“一个辛庄的老太太，在边区强硬政策下，仍不支持自己的子女去上冬校，甚至因为这件事情被关了禁闭，但是在见识到学习所带来的好处，她逐渐改变想法，有时孩子们上了学回去，还问‘今天学的什么呀’。”[21]正面积极的榜样带来的作用是巨大的，它能够树立起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使其他妇女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潜力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