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认知的起点、认知的确认等认识论基本问题一开始是以悖论的形式被人们讨论的。在柏拉图(Plato)的《美诺篇》中揭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即美诺(Meno)问苏格拉底(Socrates)：“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又如何去寻找呢?你会把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当作探索的对象吗?哪怕你碰到它，你怎么知道它就是那个你不知道的东西呢?”苏格拉底回答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美诺。你明白你正在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争论者的论证吗?一个人既不能寻找他知道的东西，也不能寻找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不能寻找他知道的东西——因为既然他知道，也就不需要再去寻找——他也不能寻找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柏拉图，2017，p.77)这里提到的两难在于：认知既不能从已知出发，也不能从未知出发。苏格拉底以“学习回忆说”回应这个悖论，认为知识是内在于灵魂深处的，学习是唤醒灵魂对知识的回忆。但苏格拉底的解释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如果你对相关知识并不知，你如何确定被唤醒的知识就是“真知识”呢?其实，“美诺悖论”提出了人类认识的两个矛盾问题：一个是认知探究的问题，人如何能去寻找自己无所知的东西呢?另一个是认知确证的问题，人如何确证自己所探究的知识是“真知识”呢?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交互实践改变了人类探究知识和确证知识的形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呈现出一定的主体性特征(殷杰，2024)，开始作为一个“主体”与人类主体展开对话交互。已有研究一方面认同人机协同知识生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机协同知识生产存在的潜在风险，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没有解决知识表示的形式化/非形式化论争的核心问题(刘纯懿、胡泳，2024)，其生产的知识乃是一种“无意识—用”之知识(姜华，2024)，会引发人类思维逻辑人工智能化、知识权威和知识标准混乱等潜在后果(刘海龙，2024)，造成无意义知识的泛滥(孙伟平、刘航宇，2024)，使人陷入“知识幻觉”而丧失了批判性思考(陈万球、罗一人，2024)。在人机协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似乎存在与“美诺悖论”同样的认知困境。一是如果人类存在对某事物的未知性，那么如何实现对这一未知事物的探究呢(Q1)?二是人类如何确证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知识是“真知识”呢(Q2)?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认知困境。前者关乎知识的起点问题，即如何探究知识；后者关乎知识的确证问题，即如何确证知识的“真”。知识是教育活动的最基础单位，人机协同知识生产的探究起点问题和知识确证问题是数智时代教育必须回应的基本问题。本研究以“美诺悖论”为出发点，试图揭示人机协同知识生产过程中“美诺悖论”的新存在形式及其面对的新问题，并思考如何超越这些问题，为人机协同知识生产纠偏。 二、Q1的廓清与转化 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不仅需要在哲学层面把握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更需要在实践层面厘清人机协同知识生产模式的特性。前者的意义在于提供理论支撑，后者的意义在于提供实践根基。 (一)认知的“非二元性” 面对“美诺悖论”的Q1，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其存在明显缺陷，并非绝对成立。多米尼克·史柯特(Scott，D.)认为美诺提出问题存在一个预设，即一个人的认知是完全空白的，缺乏对探究对象的任何了解(Scott，2006，p.76)。但是这并非所有的认知状态。其中便涉及认知的“非二元性”，即认知并非只存在有知和无知，还存在一种“中间”状态。如个体可能拥有对某物或某现象的某些特别的理解，但是他对这种理解并不自知。同样地，玛丽·玛格丽特·麦卡贝(McCabe，M.M.)以类似的方式揭示了“美诺悖论”的缺陷。麦卡贝把个体的认知分为两种情形：(1)要么我完全知道Q，要么我完全不知道Q；(2)我既不完全了解Q，也不完全不知道Q(McCabe，1999，p.55)。麦卡贝认为“美诺悖论”在第一种情形下是可以发生的，但大部分时候人们的认知状态其实是处于第二种情形的，即个体处于不充分认知的状态，此种情形下“美诺悖论”是不存在的。例如，“我”知道有“文化”这个概念，但是对“美国文化”的具体情况并不知道，但“我”并非无法去知道“美国文化”，因为“我”知道很多方式去探究“美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看，Q1往往只存在于某种“认知空白”或“完全不知道”的小范围内。 在现象学看来，Q1同样并非绝对存在。埃德蒙德·胡塞尔(Husserl，E.)认为，世界除了已知性和未知性之外，还存在“已知和未知的混合”。他将“已知性”和“未知性”的“始终混合”看作“任何一个(事物)感知”的特征，并且进一步看作“世界意识的基本结构”(倪梁康，2007，p.83)。在胡塞尔看来，未知与已知可能随时发生转化，任何未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已知的。而在马丁·海德格尔(Heidegger，M.)那里，“领会”和“现身”构成了世界的“此之在”，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他提出，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之中。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做的无前提的把握(马丁·海德格尔，2019，pp.213-214)。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的任何理解都不过是基于先前设定的东西，无预设的理解和解释是不存在的。人类对某物开始理解时是依赖于“先理解”的，并非对其一无所知，而是有所知的，尽管自我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先理解”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的理解的发生并非通过知与无知的绝对状态，而往往依赖于知与无知的中间状态——“先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