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性日益加剧，提升中国供应链整体竞争力日益迫切。任何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都由一系列活动构成，从原材料到半成品和零配件，再到制成品的生产制造和设计营销服务等纵向业务环节都在不同企业内部进行，并通过上下游企业的紧密协作得以整合，最终形成完整的供应链条。作为供应链的核心微观主体，每家企业如何与上下游之间协同优化纵向业务环节配置，是否分离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纵向业务环节以专注于自身更擅长的业务环节，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深入探讨国内链上企业的纵向分离问题，对于提升中国供应链整体竞争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纵向链条中，微观企业需要选择哪些纵向业务环节在其内部进行，而哪些业务环节交由其上下游企业进行，并以纵向分离或纵向一体化方式调整其占据的业务环节，形成了供应链的纵向业务配置。所谓纵向分离，是将原本在企业内部的纵向业务环节分离出去，而纵向一体化则是将原本不在企业内部的纵向业务环节整合进来(郑方，2010)。19世纪末期，纵向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开始出现，而20世纪美国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纵向一体化的大型企业(钱德勒，1987)。20世纪80年代之前，纵向一体化一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演变的主要趋势。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其组织形式。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范围的扩大，知识经济则强调创新和灵活性的重要性，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专注自身更擅长的业务环节，在供应链上呈现纵向分离的趋势(李晓华，2005)。 基于从纵向一体化到纵向分离这一历史演进以及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现代供应链最优的纵向业务配置应是以纵向分离的方式，让每一个企业都专注于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环节，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供应链竞争力。然而，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还存在信息共享程度低、市场响应速度慢、运营风险高以及企业之间的利润挤占等问题。为减少这些问题，许多企业产生了一体化更多纵向业务环节的动机，甚至不得不纵向一体化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纵向业务环节。因此，探索如何有效提升纵向分离的策略，是进一步优化纵向业务配置和提升供应链整体竞争力所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目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前沿技术的日臻成熟，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推动业务创新、提升效率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时，便在其中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为实体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对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不仅重塑了其内部运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左祥太，2025)，还为提升国内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创造了新的机遇。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推动彼此间基于比较优势的纵向分离，从而实现链上企业的优势互补，提升国内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那么这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理论上，关于纵向分离的早期观点是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由企业内部分工延伸到企业间分工，强调企业集中于有限的生产活动能达到规模报酬递增，以及纵向分离和市场范围之间的依赖关系(Young，1928)。后续对纵向分离或纵向一体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的出现是通过管理协调来代替市场协调以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果(Coase，1937)，构建了一个企业在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之间权衡的分析框架，形成了以纵向一体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流研究范式。而企业能力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纵向分离和纵向一体化是企业根据其自身能力，最大化竞争优势的战略行为。尽管企业能力理论没有形成规范严密的完整分析框架，但其在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竞争战略实践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亦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随着理论研究的继续深入，学者们开始尝试融合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将研究视角集中于企业，在两种理论上形成互补。Jacobides和Winter(2005)将企业能力差异确定为纵向分离的必要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能力、交易成本和纵向一体化或纵向分离之间形成互动循环的动态演进机制。Argyres和Zenger(2012)从资产互补性视角提出一种融合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的综合理论。这些理论文献为本文解析企业纵向分离选择的理论逻辑，以及进一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纵向分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理论支撑。 实证上，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经验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大量文献从外部环境维度探讨了纵向分离或纵向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包括税收政策(赵颖等，2024)、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刘欣苗和丁志国，2024)、物流标准化改革(张博雅等，2022)、产业生命周期(Acemoglu等，2009)、金融发展(Pan等，2023)、价格不确定性(Fan，2000)等。从企业特征维度探究影响因素的文献较为匮乏，仅少数研究初步探索了企业的技术应用与纵向一体化或专业化分工的关系(林丹明等，2006；王朔等，2024)，但也未能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袁淳等(2021)在交易成本框架下分析中间品的“自制”与“外购”问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外部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专业化分工程度，与本文研究中的后向业务环节分离较为接近。但其在理论构建上侧重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实证上以价值增加值的变化来考察其专业化分工程度，使得研究视角相对集中于企业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