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和绿色发展新时代背景下，提高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不仅关乎微观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备受业界和学术界关注。媒体作为专业的信息收集者、把关者、处理者与传播者(周开国等，2016；游家兴等，2021)，凭借天然的监督属性与信息揭露能力，被视为新兴资本市场中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在新形势下，媒体正成为推动企业环境治理、提升绿色发展质量的重要工具与手段。 被引入公司治理领域以来，媒体能影响上市公司决策行为与投资者行为的观点已得到大量文献支持(Dyck & Zingales，2004；Miller，2006；Dyck et al.，2008；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媒体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媒体监督和舆论压力下，企业会更积极地披露环境信息并改善自身的环保行为(沈洪涛和冯杰，2012)；媒体压力越大，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开展绿色并购(潘爱玲等，2019)；而正面报道在推动企业增加环保投资方面效果更为显著(张济建等，2016；王云等，2017)。上述研究充分论述了媒体在环境监督与治理中的作用，然而，作为媒体地理结构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企地理距离与媒体密度影响媒体监督功能有效发挥以及监督效率与监督质量的作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这类由地理因素和区域集聚效应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对强调监督效率的媒体机构而言，更具重要现实意义。地理邻近性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媒体对企业环境违规行为的报道概率。这种邻近关系使媒体能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差异化的信息引导，激励企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媒体密度更直观反映空间分布与聚集程度，产生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有助于提升媒体监督效率，增强其服务市场的能力，更有效抑制企业的环境负外部性行为。距离与密度是深入理解媒体影响企业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机制，为进一步提升媒体监督效能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分析视角。 理论上，在监管资源和监管注意力既定的条件下，监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成为影响监管成本、力度及效率的关键因素(Kang & Kim，2008；肖红军等，2021)。我国幅员辽阔，媒体机构广泛分布于各个区域。地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认知同质性，使媒体在整合和利用异地资源时面临较大障碍与较高进入成本，在监督异地企业时存在天然的信息与资源劣势。地理距离推高了信息收集成本，限制了媒体对企业现场的参与程度，降低了信息透明度；它也削弱了媒体监督的动态性和时效性，导致媒体获取的企业生产与排污状况等信息质量随距离增加而递减。相比之下，媒体的地理邻近能显著提高企业环保事件被报道的概率，并向利益相关者传递更详细的企业环境责任管理与实践信息。从企业感知的角度来看，距离越近，企业对媒体监督的敏感度越高，邻近媒体的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守规矩，更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政策。 诚如前述，地理邻近优势有利于媒体获取并揭露关于企业环保行动和环境责任状况的高质量信息，弥补信息不对称导致媒体监督不力的缺陷。媒体的聚合密集亦呈现出一定的规模优势。媒体密度反映了一定时空范围内媒体的聚集度或覆盖率，高媒体密度形成的高聚集性和网络效应推动了全方位报道态势形成，不仅产生更强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倒逼企业使用有利于环保的创新产品和节能技术，而且有效促进绿色发展理念的推广与传播，提升公众环保责任感。首先，密度增加强化了媒体的监督力度和效度，舆论压力迫使行政介入并采取究责措施，引发企业较高的政治成本和声誉压力。环境违规行为等导致的监管处罚和声誉损失会给公司经营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驱使企业认真履行环境责任，寻找更符合长期可持续导向的战略决策。其次，媒体密度越大，意味着有更多的力量去发掘和报道社会热点问题。在媒体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下，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辐射效应不断冲击传统的高速发展理念，群体环境意识觉醒激发了公众的监督热情(潘爱玲等，2019)，促使社会公众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共创活动，有利于激发员工的绿色创新意识，催化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保障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可持续性，实现绿色转型。最后，媒体关注产生的聚光灯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违规行为的可见性，更对管理层声誉构成了实质性影响。管理者出于职业生命周期与长期声誉积累的理性考量，在媒体持续监督的环境下会表现出更强的环境责任履行倾向(Fama，1983)。 本文综合考虑地理邻近性可能带来的信息优势、媒体聚集带来的认知同质性，以上市公司办公地与媒体机构所在地间的经纬度距离为度量基础，更全面考察和检验媒体地理属性对公司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通过手工收集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所在地信息，本文把上市公司办公地与该地区媒体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联系起来，识别出一定半径内的媒体数量和分布情况，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媒企地理距离、媒体密度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定地理半径内，媒体与上市公司的地理距离越远，企业环境违规行为被报道的概率越低，验证了监督距离的鞭长莫及效应，而地理邻近强化了媒体监督感知度，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环保行为被报道的概率。媒体密度增加显著提升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环保管理与实践，提高环保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媒体密度通过扩大监管惩罚威慑、促进绿色认知塑造、强化管理层声誉效应三种渠道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绩效。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不完善、交通欠发达、公司具有更高比例的本地高管、公司产品主要销往当地市场时，上述关系更显著。拓展性研究表明，媒体压力触发的企业绿色治理会产生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促进城市乃至区域减污降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