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种自然灾害以及传染病的发生频率不断上升，建立健全我国的应急物流体系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2022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也指出，需要“加快建立储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的应急物流体系”[1]。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物流运作中，一方面需要秉持“效率至上”原则，提高应急物流行动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注重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 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直接影响灾民的切身感受，是灾民关注的重点之一。然而，决策者容易倾向于低估不公平分配带来的严重问题。因此，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例如，Huang等[2]将公平作为建立应急物流运输分配路径模型的重要目标函数之一；Gralla等[3]采用专家评估分析的方法测定了应急援助物流中效果、成本和公平的相对重要性，结果显示，公平的重要性仅次于效果，远比成本重要；Orgut等[4]考虑了食物捐赠与分配问题，将食物分配的公平作为运筹优化的重要限制条件；Rodríguez-Pereira等[5]设计了一种基于公平的成本分摊机制，证明了这种机制在多国合作应对灾害问题中的优越性；Chen和Hooker[6]设计了新的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机制并运用于医疗资源的分配上；李丹[7]考虑了不确定环境下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并且结合具体情境建立模型与算法进行研究；张杏雯和倪静[8]则针对灾害发生初期各灾害点救援物资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构建了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双目标优化模型，并运用改进的非支配排序多种群遗传算法实现物资配送优化。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阶段的有关应急物资的公平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模型与算法，一部分研究将公平作为目标函数之一考虑多目标优化；另一部分研究则将公平作为重要的约束条件求解最优化问题。Karsu和Morton[9]在综述了大量研究应急物资分配公平的文献后指出，目前的研究主要采用的公平衡量函数包括最大最小值函数、公平指标函数（如方差、标准差、基尼系数等）以及公平-效率权衡函数，公平衡量体系逐渐成熟。 然而，上述各种衡量方式基本上是从决策者的角度出发的，即决策者认为按照他们设定的函数进行分配会保证灾民的公平。但是，事实上，灾民对公平的感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较为直观的应急物资的数量差异之外，还包括具体的应急物流情境（如需求情况、受灾情况等）以及一些人口统计学因素例如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等，这些都是原本的公平衡量体系难以考虑的。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灾害（尤其是大型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对于不同情况的灾民进行区别对待，更能够体现我国“以人为本”的应急救灾指导思想；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决策者能够更加精准地区分不同的灾民。因此，应急物资分配不再应当仅仅按照决策者的想法与经验实施，而是需要从灾民的公平感知的角度出发，采用合适的方法对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进行度量。不公平厌恶是一个起源于福利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中人际比较的概念[10-12]，主要衡量了人们对于不公平分配的厌恶程度。Fehr和Schmidt[13]指出，不公平厌恶会对本身的效用产生负向作用，即受益者对物资分配所获得的效用等于其本身因获得物资所产生的效用减去因为不公平厌恶所导致的负效用。其中，由于物资少于他人所导致的负效用为负向负效用，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嫉妒”；由于物资多于他人所导致的负效用为正向负效用，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怜悯”。这两种由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所导致的情绪在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因此，不公平厌恶被广泛应用于处理各种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的问题[14-16]。例如，Destan和Yilmaz[17]研究了垄断者与买家之间的价格歧视问题，即当买家存在不公平厌恶的情况下，垄断者应当实施怎样的定价策略；Katok等[18]假设在供应链中批发商的合作伙伴的公平偏好（即是否具有不公平厌恶）是私人信息，在此情况下讨论批发商的定价策略；张德鹏与张凤华[19]将公平偏好理论引入了顾客参与企业新产品开发的激励模型中，探究基于不公平厌恶或地位追求的创新顾客最优合同类型；刘云志和樊治平[20]则考虑了不公平厌恶下VMI供应链的批发价格契约与协调问题。可以发现，这些研究问题的本质是采用不公平厌恶描述或解释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实验或供应链中主体的特征与行为[14]，这说明了不公平厌恶适用于衡量受益者自身的公平感知，因而可以从受益者的角度出发考虑物资分配的公平性。 因此，本文旨在将不公平厌恶的概念与相关模型引入应急物流情境中，借此考量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通过引入不公平厌恶，除了应急物资数量之外，本文将着重考量各人口统计学因素对于灾民公平感知的影响，并假定受灾情况严重、需求量较大且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由于需求情况、受灾情况等因灾害而异，且情况多变较为复杂，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暂不考虑其对不公平厌恶的影响）。相比于其他相关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有：（1）提出了从灾民的角度考虑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将不公平厌恶的相关概念引入了应急物流中，为决策者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利于应急物流领域的理论创新；（2）采用了受偿意愿（WTA）度量灾民的不公平厌恶程度，并通过福利经济学领域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收集数据（具体见第三节），拓宽了这些概念与方法的应用范围，丰富了相关文献；（3）测量了应急物资数量以及人口统计学因素对于灾民公平感知的影响，有利于决策者更加准确地衡量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不公平厌恶在应急物流领域尚属新的概念，目前极少有研究将其作为衡量应急物资分配公平性的指标，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大多只能基于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文献以及直觉性的推断。本文将分析应急物资的数量差异、灾民的年龄、性别、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公平感知的影响。 2.1 应急物资数量差异对公平感知的影响 应急物资的数量差异对公平感知的影响是比较直观的。在福利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很早就有研究将物资分配的公平性与物资数量的差异挂钩[21，22]，认为正是由于物资数量的不同造成了人们认知上的不公平，且这种不公平的程度应当直接通过物资数量差异的大小衡量。与之相对，也有部分研究主张物资数量的差异会首先导致人们获得效用的差异，进而导致人们对不公平的认知[23]。不过，无论是哪种理论，都明确了物资数量的差异对人们公平感知的显著影响。事实上，现阶段应急物流领域大多数涉及应急物资分配公平性的研究也都是针对物资数量差异的，即所谓的“横向公平”（认为分配的物资数量完全相等即为完全公平，不公平的程度由数量差异的函数体现）[9]。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应急物资数量差异会对公平感知产生显著的影响，应急物资数量差异越大，灾民的不公平厌恶越显著。 2.2 灾民的年龄对公平感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