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公私领域的传统边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构。公领域指向社会活动、政治参与、法律规范等与公共利益紧密关联的领域，而私领域则涵盖个人生活、情感关系、家庭事务等私人化领域(王晓升，2011)。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物理空间与制度规范为两者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公共事务由集体协商解决，私人生活则隐于家庭与私人关系之内。然而，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崛起，个体得以在虚拟空间中自由表达观点、参与公共讨论，甚至将私密的生活细节置于开放的线上平台。这种技术赋权使得原本属于私领域的个人议题大量涌入公共视野，形成了一种混杂公私属性的“伪公共空间”(陈长松，2009)。 这一现象的核心机制在于数字技术对身份与场域的双重解构(Purnama & Arianti，2024)。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通过“分享”与“连接”功能，消弭了公私领域的物理区隔：个人在朋友圈晒出晚餐照片的同时，可能转发一则环保倡议；网红博主通过直播私生活吸引流量，却也在评论区探讨社会政策。这种私人表达与公共议题的交织，使个体在同一平台上既扮演“生活分享者”又充当“公共参与者”，导致传统社会角色的分裂与重构(李晓培，2021)。更关键的是，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即时性削弱了行为的社会约束，私人情绪可能被放大为公共事件(如网络暴力)，而公共讨论也可能因算法推荐陷入“信息茧房”(Christie & Dill，2016)。在此过程中，公、私领域的界限不再由物理空间或制度定义，而是被技术平台的功能逻辑与用户的互动模式重新塑造(Hällgren & Björk，2022)。这种模糊性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认知框架，也为理解数字原住民——零零后一代的社会参与行为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 1.1 实体与概念信息对零零后公私领域划分的影响 零零后的成长与数字技术的具身化经验密不可分，其公私领域认知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中介的具身实践”。根据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认知并非独立于身体和环境的抽象过程，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动态生成(Shapiro，2019)。零零后自小在数字环境的状态下生存，其身体经验高度依赖屏幕交互、虚拟社交和算法推荐，这种“数字化具身性”深刻重塑了他们对公私领域的感知逻辑(Gangopadhyay & Pichler，2024)。零零后们在微信朋友圈中，“晒日常”与“转新闻”的同步行为，既是个体对私人生活的展演，也是公共议题的参与。而这一过程中身体(如手指滑动屏幕)与数字界面(如点赞、评论功能)的互动，使得公私表达的边界被动态重构——个体无需物理位移即可切换身份角色，身体与技术的耦合使得公私领域的认知成为一种“情境化体验”(Robles-Carrillo，2024)。 这种技术中介的具身实践揭示了网络与现实环境对公私领域判断的差异化影响。网络空间倾向于通过概念性信息(如抽象政策讨论、虚拟社群规则)塑造公共参与，而现实环境则更多依赖实体性线索(如物理场所、面对面互动)(Dahlgren，2005)。例如，现实情境中的社会支持(如社区活动的集体认同)能够直接激活个体的公共精神(Cojuharenco et al.，2016)，而网络情境的抽象性可能导致公私界限的模糊(如私人情绪被算法推至公共讨论区)。为探究实体与概念信息对公私领域判断的影响，提出以下假设：实体词对于公领域判断的启动作用显著高于概念词。然而，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判断可能涉及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显性态度可能会因社会期望而受到掩盖(Fazio et al.，1995)，因此研究1将测量被试的内隐态度，采用语义错误归因实验测量被试在实体与概念信息下公、私领域判断的差异。 1.2 现实与网络的公私领域情境下零零后公共服务动机的差异 在公共领域，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情境，个体对公共利益议题的关注均体现了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内涵，即个体出于公共价值承诺而行动的驱动力(Perry，1996)。然而，这种动机的生成路径在数字时代发生了深刻转变。传统理论强调公共服务动机源于社会化过程中的价值内化，如家庭教育、制度规训等。然而零零后一代的成长与数字技术的具身化实践密不可分，当他们在网络环境中讨论社会政策、在微博超话发起公益活动时，其公共服务动机不仅源于抽象的道德义务，更与数字交互中的即时反馈(如点赞量、转发数)和具身化情绪(如共情弹幕触发的群体认同)深度绑定(Mulyono et al.，2022)。这种“具身-数字”双重驱动模式使得个体对公私领域的认知直接影响其社会参与的强度与形式，进一步印证了现实与网络情境差异下具身性对公共服务动机的作用。 根据Dahlgren(2005)的研究，现实公领域通过实体性线索强化个体的责任感，而网络公领域则依赖概念性信息激活公共参与。在现实情境中，面对面的社会互动通过即时反馈增强个体的归属感与效能感，从而提升公共服务动机(Starbuck，2016)；相比之下，网络环境虽然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广泛的公共情境，但其匿名性与去个性化(Zimbardo，1969)也可能削弱个体责任感。研究2将通过情境启动实验模拟现实情境与网络情境的公私领域并验证以下假设：现实与网络公领域组的公共服务动机得分均显著高于相应的私领域组；现实情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得分均显著高于网络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