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902万，自然增长率为-1.48‰，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4)。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TFR)也从1950年的5.55降至2021年的1.23，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Bhattacharjee et al.，202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s，FI)是指个体对将来一段时间内生育一个或多个孩子的计划和愿望(Ajzen & Klobas，2013；Michalos，2014)。以往研究表明，生育意愿是预测未来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Ajzen & Klobas，2013；Mencarini et al.，2015；Schoen et al.，1999)。因此，精准把握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对于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解释行为意图的重要理论模型，广泛应用于生育意愿研究(Armitage & Conner，2001；Xie & Hong，2022)。该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因素和行为意图在生育决策中的作用，并明确了生育意愿的多维度构成，为理解生育行为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此外，TPB也有助于从心理动因角度为生育意愿的预测和干预实践提供指导。然而，尽管TPB在多种行为领域表现出很好的预测力，但其在生育意愿研究中的适用性仍存在一定争议。具体而言，TPB变量(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结论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Chappell，2024；Ghasemi et al.，2023；Matera et al.，2023)。部分研究表明，TPB变量能够有效预测生育意愿(Ajzen & Klobas，2013)，二者存在密切关系(Chappell，2024；Ghasemi et al.，2023；Williamson & Lawson，2015)。但另有研究发现，TPB部分变量与生育意愿并不相关(Guo et al.，2022；Mynarska，2021)，且变量间的相关强度存在较大差异(Matera et al.，2023；Yao，2024)。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采用三水平元分析(Three-Level Meta-Analyses，TMA)，系统整合了TPB预测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旨在检验TPB理论在预测生育意愿方面的有效性。以往的元分析主要聚集于某一变量(如态度)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缺乏对TPB各变量协同作用及相对权重的比较。此外，现有实证研究因样本碎片化(仅涉及单一国家或小样本)和方法异质性(测量工具差异)，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普适性证据。TMA方法能够有效区分个体、研究内和研究间变异，从而提供更精准的调节估计和调节效应识别。通过量化TPB模型中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生育意愿的预测效应，可以为TPB模型在生育决策中的理论完善提供证据支持。同时，通过识别效应量中样本结构异质性和测量方法异质性，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影响这些关系的潜在调节因素，为差异化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1 计划行为理论与生育意愿 计划行为理论是预测人类社会行为的经典模型之一，旨在解释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意图(Ajzen，1991；Matera et al.，2023)。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图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态度(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和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1.1.1 态度与生育意愿 在生育意愿研究中，态度是指个体对生育的主观评估，与其感知到的生育利益和成本相关，即个体感知到生育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结果(Ajzen & Klobas，2013)。一般来讲，当个体认为生育能带来更多利益且成本较低时，其生育态度趋于积极，生育意愿随之增强(Azmoude et al.，2017)。反之，如果个体认为生育成本较高，则生育态度趋于消极，生育意愿随之下降(Ajzen & Klobas，2013)。有研究表明，TPB能够预测已婚妇女的生育意愿，其中态度是最强的预测因素(Ghasemi et al.，2023)，但一项针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研究却发现，个体的态度与生育意愿为显著负相关(Alizadeh et al.，2023)。此外，Guo等人(2022)基于TPB模型研究了艾滋病人群的生育意愿，结果表明，积极或消极的生育态度与生育意愿无关。因此，既往研究对于态度和生育意愿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厘清。 1.1.2 主观规范与生育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