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为什么要讨论数字人文?2004年，美国人文学科中心两位负责人在《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发表了一篇“宣言”，他们认为，人文学科在研究型大学中正逐渐被边缘化。根据他们的分析，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人文学科在历史上并未与“发现”(discovery)相联系①。十年后，学科间的对立仍然存在，正如艾伦·刘(Alan Liu)提到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尽管他认为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人为的分裂”，并设想数字人文能够拉近两者的距离②。然而，我对刘提出的这个桥梁思路并不抱有太多乐观态度。相反，我对他倡导在数字人文、新媒介研究与媒介考古学之间展开更多对话的提议颇感兴趣③。对此，我更为看好我称之为“计算性”批评的深入发展④。至于电影与媒介研究，我提出在数据化的成功前景中的一种对比：“知道更多”，而非“确切知晓”，后者意味着带着科学的确定性去了解。但最终，我偏离了这一思路，转向了哲学领域，并以在“永远一无所知”的虚空中寻找生产力的困境作为结论，即尽管进行了探索，却依然一无所知。 2004年的数字人文“宣言”通过提及对知识创造的“批判性反思”，同时提及知识的“效应”及其伴随的影响⑤，确立了这一领域的二分法。似乎“知识效应”(knowledge-effects)意味着可测量性，因此意味着可问责性，而“批判性反思”则暗示了背离可量化与可验证。然而，稍作思考，会发现“批判性反思”所能涵盖的研究领域是如此广阔。批判性方法不仅可能质疑，而且可能完全放弃数据收集、存储和输出的计算项目。或者，批判甚至可以转化为对几乎不可理解乃至深不可测之事的探究，这种难以理解或源于数据集的庞大规模，或源于计算过程本身的高度不透明性⑥。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思考声音和影像制作机器是如何发明的，以及这些机器能做什么，这已成为贯穿20世纪至21世纪电影与媒介理论及历史学研究的基础。2009年，塔拉·麦克弗森(Tara McPherson)呼吁对新的计算方法论进行理论探讨，她认为电影理论的遗产应转化为一种特殊能力、一种现成的批判性视角，她问道：“谁比那些致力于研究叙事结构、表征(representation)与意义，或视觉美学的人更能重新构想学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⑦在她发出这一邀请后的十年里，许多在该领域受过训练的学者对令人惊叹的项目进行了创新，进而改变了历史研究⑧。然而，我们不妨在麦克弗森关于电影学者具有叙事和视觉美学背景的观点上再补充一点，他们在技术历史以及大众文化传播方面的知识为网络传播历史与理论的一些最出色成果做好了准备⑨。然而，正如米里亚姆·波斯纳(Miriam Posner)和劳伦·F.克莱因(Lauren F.Klein)指出的，该领域整体上未能“完全应对”数据作为一种媒介的问题⑩。 电影与媒介研究或许已经与广义的“批判性人文学科”保持一致，因为它延续了“批判理论”的政治立场，并继承了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传统(11)。同时兴起的还有“代码的批判性研究”(critical code studies)，它涵盖了更广泛的数据化技术，包括像可穿戴设备Fitbit这样的自我追踪工具(12)。这一批判理论的传统构成了我以下讨论的出发点：以图形化数据可视化或数据建模为切入点，探讨把为科学领域设计的应用程序用于人文学科项目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它如何成为围绕学科差异问题来构建人文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式。然而，在深入探讨之前，既然正在考虑学科问题，“知识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回到知识的本质构成，以及我们如何假设知识的获取方式问题，最重要的是，随着数据集规模不断扩大，如谷歌图书扫描了数百万本书，并将其称为“知识的体量”，知识的存储方式也成为了关键问题。 然而，考虑到关于知识本质的哲学思考已有数百年历史，引入“知识”这一术语总是充满风险的。“什么是知识?”这一问题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与年轻的特埃特图斯(Theaetetus)的对话，苏格拉底向他解释道：知识与信仰(belief)不同，知识需要“正当化”(justification)。将正当化阐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的任务落到了笛卡尔身上，他引入了“确定性”(certainty)这一概念。笛卡尔之后，约翰·洛克(John Locke)进一步发展了经验主义哲学，认为信仰是通过经验来正当化的。洛克认为，知识存储在心智中，是观念的集合(13)。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一教科书式的叙述中，尽管哲学通常与不可衡量和深不可测的事物相关，却也早早地就与证据确凿的确定性相关联，而这在历史上本是科学的领域。因此，常识逐渐将知识与确定性等同起来，并将其与经验性视角捆绑在一起，这种观点以“知道即知道”这一赘述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必须从用于捍卫数字人文计算方法的标准立场出发来探讨关于知识的问题。这些方法不仅因其带来的“更多”知识和高效的“知识劳动”而受到辩护，还有人声称数据化能产生“更好的知识”。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追问：“更好”意味着更“正确”还是“更多数据”?如果是“更多数据”，那么计算在默片历史研究中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它带来了我称之为“历史修正”的突破性进展。最近的一个修正案例是美国电影学会(AFI，American Film Institute)的项目“她们谈论的女性：探索早期美国电影的女性电影人”(“Women They Talk About：Exploring Female Filmmakers in Early American Cinema”)，图一展示了以数据可视化形式呈现的默片时代女性编剧最常使用的主题。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资助下，AFI的研究人员对默片时代的电影演职员表进行了统计分析。他们的目标之一是纠正广为流传的说法，即默片时代50％的编剧是女性。AFI对美国情况的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在1910年至1930年间，仅有27.5％的美国长片电影由女性署名编剧(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