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史的视野中，电影既是大众审美的重要对象，也是整个社会审美文化的重要载体。电影美学兼具流行性与批判性，在整个20世纪的机械复制时代有力地扮演了现代性内在矛盾“放大器”的角色。从《神女》(1934)、《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到《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1948)、《小城之春》(1948)，再到《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1968)、《霸王别姬》(1993)，20世纪影史上的大量经典作品兼容艺术趣味与价值反思，赋予观众有机、冷峻的审美体验，并藉此讲述历史、重塑文化。质言之，前数字时代的电影美学作为一种源于艺术家的创造力、具体时空语境，以及观众个体沉思的人类经验结构，为现代生活赋予了一种带有不可预知性色彩的崇高感，令“有意义的想象力”成为一种独特、不可或缺的公共生活要素。 然而，电影美学的上述角色在数字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球数字媒体生态下，数据(data)成为最基础的文化生产要素，它不再仅仅是对既存现实的客观记录，而是活跃的、积极的、有着破坏性意图的新兴“行动者”。数据对电影生产、流通与接受实践的深刻介入，使得电影美学开始遵循一套全新的生成逻辑，整个电影文化的面貌日益由观众(用户)主动或被动贡献给平台算法的互动数据所重塑。由此，一种服膺数据化法则的电影美学观念在文本层面发挥作用，电影的文化面貌也随之“变形”。 一、什么是数据主义? 2013年，哲学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数据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ata)一文中首次提出数据主义(dataism)的概念，并欢呼大数据时代给文化和公共生活带来的改变。在布鲁克斯看来，数据是一种透明且可靠的视角，能够帮助人类过滤情绪与意识形态的干扰；数据将赋予人类非凡的能力，甚至可以预测未来；因此，凡是可以被测量的东西就应当被测量。这一观点直接继承了发端于美国西海岸，后来风靡全球的“量化自我”运动的精神气质。①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视角则来自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Homo Deus)一书中，他将数据主义形容为一种“数据宗教”：对于数据主义的狂热追求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论层面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根本性怀疑，数据主义者对大数据和算法的信任与宗教信徒对经验不可知的神祇的崇拜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尽管数据主义在诞生之初是一个“中立的科学理论”，并试图将自身与“信息自由”技术乐观主义话语绑定，但这无法改变全球范围的“数据流”始终为跨国高科技公司掌控的客观现实。由此，数据主义是科技资本主义“机器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追求文化创衍“自动化”，以及维系整个媒介系统自创生的规则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包括电影美学在内的一切“品位政治”都面临被重置的命运，原本由复杂历史条件和社会互动生成的审美经验逐渐成为计算的产物。 电影研究学界对数据主义加诸电影叙事的影响保持密切关注。在《影像中的大数据：电影何以塑造我们的算法素养》(Screening Big Data)一书中，作者杰拉尔德·西姆(Gerald Sim)以《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点球成金》(Moneyball，2011)、《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2020)等多部与大数据密切相关的影片为代表性案例，对电影如何介入并重塑技术政治与文化的问题展开深入剖析。他认为，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数据社会的运行逻辑，更通过叙事塑造了关于数据社会的文化话语与公共想象，从而影响了观众在算法规训下理解现实、表达观点的方式。②在中国，数据叙事成为电影媒介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发现：《保你平安》(2022)、《热搜》(2023)、《涉过愤怒的海》(2023)等影片呈现了人类在数据化生存下的社会与文化生态；《流浪地球2》(2023)探讨了数据主义影响下的人工智能伦理与人机关系议题；《消失的她》(2022)、《孤注一掷》(2023)则触及了数据伪造带来的伦理困境。③这些研究表明，在全球技术与文化风险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批判性地考察审美问题如何被重新政治化，将有助于我们在更开阔的尺度上思考意义如何在机器逻辑下生成、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态何以实现，以及人类主体如何在人机共生时代实现自足发展等宏大命题。 因此，本文尝试超越电影文本和叙事，将“作为审美经验的电影”置于总体性的数字媒体生态下作动态考察，以一种近似“行动者—网络分析”的思路探析数据主义电影美学如何形成、有何后果。所谓数字媒体生态，是指由数字化的媒介技术、文化和价值要素构成的信息与传播环境，它主要通过身处其中的信息和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维系自身的相对稳定性。在数字媒体生态下，基于结构化数据库的算法架构正在重新定义“美”的内涵。无远弗届的机器逻辑部分地取代了传统社会阶层体系成为新的品位政治得以发展的支配性力量。在这一语境下，电影审美经验的形成看似拥有一种内生性的个人行动数据根源，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自主性，但由于算法黑箱的存在，电影观众永远无法了解那些自己生产出的数据究竟会如何经由系统计算，生成所谓的个性化审美经验，继而投喂给自己。这无疑构成了一种新型技术监视和资本控制。一系列的问题也由此而生：数据主义逻辑下诞生了怎样的电影美学?应当如何基于数字媒体生态的结构特征理解电影的品位政治?数字媒体生态下，是否存在反数据化的行动可能?本文期望通过观念探索和经验分析回答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