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①全球南方的崛起之路并不平坦。回顾历史，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在经济与政治上受到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与压迫，而且在知识与文化上长期遭受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殖民。相较于经济与政治上的掠夺与压迫，“知识殖民”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更为根本和长远。如一些学者所说：“‘全球南方’问题说到底是南方国家能否捍卫自身权利、掌握历史主动的问题。”②因此，我们必须在分析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知识殖民”的基本逻辑与文化霸权再生产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反思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长期存在的“普适性错觉”，完成对“知识殖民”的祛魅，推动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使全球南方国家摆脱知识领域长期受制于人的“学徒状态”。 一、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知识殖民”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霸权的再生产 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将“普遍性”话语与“科学性”标准转化为排他性权力，从而在学术领域复现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等结构。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知识生产资源的集中与垄断，更通过认识论层面的“规范性驯化”，迫使全球南方学者在理论框架、方法论甚至问题意识上被动依附于北方学术议程。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知识权力化”的结构性困境，南方国家的知识生产要么因无法契合“主流”范式而被边缘化，要么被迫通过自我异化以换取有限的学术可见性。这种系统性压制不仅削弱了本土知识的批判性与创造性，更在深层固化了知识生产的殖民性。 (一)从“历史的终结”到“知识的终结”：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知识生产的垄断 在《历史哲学》中，德国观念论哲学家黑格尔勾勒出一条“日出东方，日落西方”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并描绘了世界历史终结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人类文明发展图景，“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③。这种线性历史发展观虽然曾遭到马克思、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学者的批判，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浪潮前后再度沉渣泛起，成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自由主义学者鼓吹新一轮“历史终结论”的核心依据。 近年来，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声势卓然壮大，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④。伴随整体力量的上升，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中国奇迹”的创造，证伪了福山等自由主义学者鼓吹的以线性历史发展观为核心的“历史终结论”。但是，客观审视当今世界的知识生产格局，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知识生产的主导权仍高度集中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南方在知识与理论层面仍然存在“受制于人”的现象，“我们这个世界的各方支配性力量试图终结而非拓展社会的自我认知”⑤。这种“知识终结论”的倾向旨在固化现有知识生产框架，压制多元视角尤其是来自边缘地带的思想活力，从而维护不平等的全球知识权力结构。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时代赋予我们的核心课题正是要旗帜鲜明地挑战并解构“知识终结论”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其根本路径在于，推动全球南方主体性的觉醒，建构植根本土经验、回应自身关切、具有世界视野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以此打破“知识殖民”，重塑全球知识生态的多样性与公正性。 我国哲学家冯友兰曾将“别共殊”作为其“新理学”的核心要义，提出要从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新理学》着重讲共相和殊相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讨论它们之间的区别及联系。”⑥这一主张就其实质而言，是从哲学高度为后发国家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寻求哲学根基。无论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全球南方国家，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与文化发展都是共相(人类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殊相(一定国家或地区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的统一。“知识终结论”的逻辑漏洞在于，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混同为人类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将其通过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加给后发的全球南方国家，这实质上是一种混同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的文化剥削与“知识殖民”。要破除这一文化剥削与“知识殖民”，首先要做到“别共殊”，将人类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一定国家或地区现代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结合起来。 (二)“知识殖民”的资本逻辑：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与文化霸权的再生产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普适性知识”的表象下，隐藏着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知识生产、理论创造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成为主导者；全球南方国家则处于这一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被迫成为依附者。“知识殖民”的深层本质是资本逻辑主导知识生产的全球分工体系，分工的不平等必然产生知识生产、知识消费和知识权利的不平等，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在现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只能成为边缘、注脚和例外，只能被迫失声、失语和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