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模式中的“罪感”和“耻感” “文化模式”的明确界定最早出现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中，她强调每一文化之中，总有一些其他文化所没有的特质。在历史的发展中，“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①，并通过社会化的途径世代延续而结构化或形式化，由此形成文化模式。因此，文化模式是文化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其稳定程度较高，在共同体中一直绵延下来，是规定着整个文化性质的核心部分。“模式”一词意味着对某些细节的舍弃和某种简化处理，但这也恰恰是其价值所在，通过探讨一种文化的核心特质，能够实现对该文化的宏观理解，并进一步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预测意义和启发价值。 本尼迪克特将美国和日本的文化模式区分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罪感文化是“社会向人们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它来发展个人良心”②。即使没有外界的监督和惩罚，个体也会因违背内心的道德标准而产生罪恶感。罪感文化渊源于基督教信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的行为，使得其后代继承了罪性。因此，罪感源于宗教语境，是信徒对自身处于罪恶状态的深刻体悟。它促使人们认识到忏悔和赎罪的必要性，以减轻罪感，故而“教会的真正功能，不是教导道德，而是教导信仰……激发人们成为有道德感的人”③。罪感还驱使信徒通过勤勉的劳动和经济上的成功来缓解救赎焦虑，由此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④耻感文化则是想象别人的看法并根据别人的看法来调整行为，“依赖的是外部对善行的认可”⑤，也就是要求有他人在场，至少感觉到有他人在场，因而在这一文化模式中生活的个体比较注重行为与集体规范的一致。它推动个体避免做出那些可能导致社会排斥或贬低的行为，同时激励个体采取行动，以恢复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总体来看，罪感是对内的，强调内在道德自省；耻感是对外的，强调外部形象和评价。 “罪感”和“耻感”这一对概念反映了不同社会的文化性格特征，提出后获得学术界共鸣，此后泛化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分野的标志性概念。中国文化也由此被置入耻感的范畴内进行解读，耻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伦理精神的原色，森三树三郎称中国是耻感文化的老字号⑥。翟学伟认为，耻不完全指一个人对社会评价表现出的心理反应，还存在一个自我良心交待的问题⑦。韩先虎也发现儒家特别注重“自”的作用，如自觉、自明、自诚、自作主宰等⑧。即中国人的耻感并非由外在规范引发，而是对内在心性的主动追求，因而与西方人的罪感一样，都凸显了个体自我反省和自我修养的重要性。翟学伟还提出，“耻感”和“脸面”是一对亲和力很高的概念，中国文化虽是耻感文化，但中国人的行为法则并非始终以耻感为本，当行为发生偏差时，中国人强调保全对方的面子，若未给面子，才会产生失面子的耻感。⑨ 无论罪感还是耻感，均是一种道德情感，也就是“人们从道德原则出发，从社会所制定的道德范畴出发来认识客观现实的各种现象时所体验到的情感”⑩。它与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感相区别，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性情感，也是一种基调情感，即时刻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并产生长久影响的信念、情感氛围等。(11)敬畏、蔑视、厌恶、尴尬、感戴、内疚、自豪、羞耻、同情等均属于主要的道德情感。罪感、耻感即是对某种文化环境中个体道德情感的把握，是个体道德自律的重要方面。传统中国道德气氛浓重，往往以道德代替宗教，其建国基础是道德，立法依据是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12)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思维方式、行动逻辑中充盈着道德情感，以耻感来解释中国社会的部分现象具有一定的描述力和解释力，但若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归结为耻感，则存在一定的偏颇。在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等价值序列中，“耻”虽被列为基本德目之一，但主要是对违背道德规范行为的情感反馈，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机制来维护核心伦理规范。因此，耻感并非文化驱动的本体，它没有回答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个体判断行为可耻的价值标准从何而来？本文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耻感成分，实质上是另一道德情感即畏感带来的情感后果。社会对个体的道德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耻感，是集体对敬畏体系的保卫行为，旨在强化敬畏价值的神圣性。换言之，耻感的产生以畏感的先在为前提，畏感确立了必须遵从的价值标准，而耻感正是言行背离这一标准时产生的道德情感。没有对某种对象的敬畏，就无所谓失范，真正的耻感亦无从谈起。因此，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耻感文化，仅捕捉到文化表层的行为现象，却忽视了深层的心理动力与文化基石。畏感，或称敬畏感，以及由之建构的畏感文化，才是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制约力，是中国人道德心态的根源和核心。 二、敬畏与畏感文化的生成 在探讨“畏感”这一概念时，首先需明确：它并非基于本能或威胁的普通恐惧和心理应激，而是一种深植于传统文化，弥漫于个体生活与社会结构中的普遍力量，指向的是更为深沉、更具伦理价值的敬畏。敬畏作为道德情感，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但中国绵延不断的畏感文化却展现出独特的形态与生成逻辑。其中，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其入世导向、伦理中心和缜密的道德教化体系，扮演了文化的核心缔造者角色。因此，畏感文化本质上是以儒家伦理的敬畏为精神内核，通过一整套规训实践催生、锻造并使之制度化的独特文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