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对生活与思维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涌现为社会进步的新质生产力。但是在该领域，关于信息的统一概念仍然未形成，关于信息的诸定义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如真理与概率问题)。必须承认，信息运用之广泛导致其很难被单一理论覆盖，过度强调信息的基元性可能会陷入唯信息论从而忽略了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不可分割性。因此，从形上学角度寻求信息的本体论地位，不仅能够重构哲学史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还可以为信息时代的科学提供哲学整合工具，回应物理学前沿问题。 建立信息哲学本体论的困难来自如何尊重信息的形式与实在的边界这一问题，从而回避唯信息论困境。美国蒙大拿大学哲学教授阿尔蒙德·杜威尔(A.Duwell)①构建的信息论对信息的形式与实在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既保持了信息概念“形—实”的辩证张力，亦因而避免了信息还原论的理论风险。 本文拟在梳理广义信息与狭义信息之形式与实在的分野的基础上，遵循统一信息论倡导者霍夫科施纳(W.Hofkirchner)的建议，对包含语义和语法的统一信息理论框架——杜威尔信息论给予深入剖析与评论，进而分析杜威尔信息论对传统信息、量子信息及辩证信息观的擢升与意义。 一、信息哲学研究的历史分野 关于“信息”概念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就像普洛透斯之面(Protean face)一样，对于信息本体论概念给予深入剖析与评论的讨论尚未形成统一范式，亦因此对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从古典哲学时期起，广义信息的哲学本质就与“存在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在其理念论中将“形式”(form)界定为一种超越感官的本质存在，亚里士多德也将之作为理解对象的必要条件，构成了动静之间的知识论模式。后人把理念论与“形式因”都看作给定实在的形式(in-formation)，使之成为显示事物本质的普遍共相。如维纳(N.Wiener)将信息看作组织性的度量，强调模式特性的组织形式。(参见维纳)受此启发，贝特森(G.Bateson)和冯福斯特(H.von Foerster)将信息看作差异与交互作用的产物，表达实在自我调节的形式化过程。弗洛里迪(L.Floridi)则将这种表达实在之形式的信息看作信息的一般定义。(参见Floridi，2013，pp.83-85)但过度强调“形式”的信息本体论只是信息哲学概念历史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狭义科学信息的定义被聚焦在量化问题上，这一传统可被追溯至洛克和休谟：从更多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会带来信息增长。而信息量化的科学实证研究始于香农(C.E.Shannon)，其信息理论认为，信息是对随机不确定性的消除。香农在1948年将热力学中的“熵”概念引入信息定义中，用以表明信息在统计学上的不确定性及其无序度量。同时，他又以单个信号所蕴含的信息量定义了“自信息”，将对信息的本质研究从哲学形上学思考推进至科学实证探究。这一思想也影响了后来数理主义进路的研究者们——数学概率成为信息技术层面的主要表现形式。沿着这一进路，国内外学者对信息的技术性问题及量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进一步指出，信息是减少或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度量，是两个事物等值关系中的不确定度差，信息的传播就是向不确定度低的方向作等值变换(参见万小龙，第177-178页)；把信息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就是将概率分布作为信息判定的充分条件，概率分布越平，关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反之则不确定性越小；同理，信息传达可获取的信息量与信息分布概率的不确定性呈负相关。受此启发，还有学者将信息看作关键知识与冗余知识的复合，冗余量成为了构成信息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冗余的量越大，获得关键知识的概率就越少。(参见Collier，pp.247-256)延续“冗余”概念，从数学角度分析，信息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对物质实在的最低限度的描述。这些理论无疑都服务于一定的科学语境和通信系统。在量子世界的语境下，量子信息的量化建立在量子力学特性上。由于信息在量子态中编码，量子信息可被看作是在量子态中制备并通过概率运算提取的。 既然信息与形式和概率相关，那么关于信息的确定性真理还存在吗?或者说信息的实在性该如何表达?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形而上学思考中“形式为先”的逻辑偏向，以及科学实证研究中香农信息的语法聚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入手：理解一个对象，不仅要从它的形式层面出发，也要考虑到它的质料因，即其背后的物质因素。这一想法在笛卡尔那里部分地被发展成为理性主义②。因此，从实在与语义层面出发，信息不仅是知识传输的载体，而且是承载真理和意义的实在。仅从这个层面看，信息从概念上讲比知识更天然也更基础。它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参见维纳，第48页)，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参见Dummett，p.193)，通过句法与语义联系起来。但如果空有句法而没有语义，则该信息是空泛的，没有意义。语义测量理论由此发展而来，即认为，即使一个信息是可错的，其所承载的知识也应具备真理性。(参见Dretske，pp.795-799) 不难看出，就目前的信息概念而言，其形式与实在两方面是“割裂”的，且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发展了不同路径的信息科学与哲学。(参见Hofkirchner，p.3)诚如霍夫科施纳所预见的，信息系统的整合性框架不仅为科学解释与预测效能提供基底支撑，更将科学自身从内在导向一种普遍化、公理化的理论范式。(参见同上，p.13)因此，统一的信息概念框架是必要的(参见同上，p.45)，而且这个框架应该包含语义与语法两个方面(参见同上，p.4)。但信息概念的简单科学化和形式化又有可能蒙蔽信息的哲学本性，因此，人们呼唤“形”与“实”统一的、更加具有解释力的信息理论。恰在这种“哲思—科学—哲思”的辩证认识过程中，杜威尔信息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是广义信息论与狭义信息论相结合的一次尝试，不仅在其内含的两个子涵义——量化与类型——的辩证关系中优化了信息的概率与真理的分离关系，更揭示了信息的间接存在性与量子的间接实在性之间的同构。 二、杜威尔信息论的主要内容 杜威尔信息论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从片面强调量化信息(quantity-information)到原创性地提出量子类型信息(type-information)，再到近年又对两者综合的信息实在论展开系统论证。 1.量化信息观 杜威尔信息论的第一个子涵义就是量化信息观。他将香农信息论所要表达的关于信息传递的动态技术手段与信息概念的静态数学结构结合为量化信息。量化信息是信息建构呈现所需的“最小资源量”(the minimal resources)。(参见Duwell，2003，p.484)它是与句法及概率相关的形式化概念，由香农熵量化，反映资源需求，但无空间定位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