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1]这既是对我国高校分类的经验总结，也对高校分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分类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和结构优化的内在保障，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强国的根本要求。[2]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高校分类开展了诸多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3]学习贯彻《纲要》精神，有必要进一步总结我国高校分类的经验、了解国外相关做法，完善政策措施制定，加快实施推进。 一、中国高等学校分类的背景 一般来说，分类是指将一个大而异质的总体系统分解为较小和同质的子系统，有助于简化总体的复杂性，深化对于各子系统的认识，促进分类施策和分类发展。分类自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反复考量分类的目的、理解类别与被分类实体之间的关系、定义子系统内及子系统之间相似性和差异的含义，以及确定用于分类的属性选择标准。[4]我国高校分类的历史也符合上述定义，呈现出复杂过程的特征。 (一)高校分类的历史 1951年10月，国家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仿照苏联的做法，“把高等学校分为大学和专门学院、专科学校”[5]。1952年，我国调整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形成了综合大学与高等工业、师范、农林、医药、财经、政法、语言、艺术、体育、民族等院校的格局。[6]尽管此后进行过几次院系调整，但主要是学校隶属关系的改变和调整，没有过多涉及高校类型治理。 高校分类在中国的管理功能大于研究工具的属性，具有很强的功用性。1986年12月，我国颁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从设置条件上规范了高校的办学类型，“以学科布局和学科覆盖面作为大学和学院的设置标准”，对于“所设立的高等学校的性质、任务、专业的条件、基准以及审批、认可程序等方面做出了法制性的规定”，[7]明确大学须“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八个学科门类中，有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且“全日制在校生计划规模在五千人以上”；学院须“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八个学科门类中有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且“全日制在校生计划规模在三千人以上”。[8]学科类型与数量、学生规模成为大学与学院分类的标准。 世纪之交，针对行业特色高校“办学规模较小，学科专业单一，受苏联办学模式束缚”以及“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办学理念相对滞后等问题”，一方面，多数行业所属高校进行体制改革，被划归到教育部或地方管理，另一方面，部分专门学院办学定位调整，向多科性、综合性大学转型发展，行业特色有所减弱。[9]但教育部在统计口径上，仍然沿用综合大学和专门学院的分类方法，还在继续统计发布综合大学以及理工、农业、林业、医药、师范、语文、财经、政法、体育、艺术和民族院校的数量和教职工、专任教师、学生数量及结构等情况。[10] (二)高校分类改革的前期探索 2002年，我国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众化高等教育“需要服务于不同群体的不同学术体系，并具有不同的目标”[11]。这一特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会更加凸显。让更多的国民接受高等教育和加快“双一流”建设的双重目标，使得高校分类愈发重要，高校分类要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即由单一人才向多样化人才过渡，由专业对口人才向跨专业交叉性人才过渡，由专业教育向素质教育过渡，由适龄教育向终身教育过渡[12]。这些都会必然导致高等教育体系的差异性和多样化。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2017年1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探索构建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将高校总体上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并对每一种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学位授予层次等作出了规定。[13]一些省级政府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 2020年5月，北京市出台《本科高校分类发展方案》，对所有市属公办本科高校进行分类，将21所高校划分为高水平研究型(及B类)、高水平特色型(及B类)、高水平应用型三种类型。有学者认为“分类政策设计具有包容性，体现政策智慧，5年间各大学均有所发展提高”。[14]2015年12月颁布的《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按照人才培养主体功能侧重点的不同，将高校分为“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和应用技能”四种类型；按照主干学科门类(本科与研究生)或主干专业大类(专科)，将高校划分为“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三个类别，每所高校都可以在“二维”分类体系的“十二宫格”中找到自己的坐标，[15]对促进上海高校规范发展、特色发展、内涵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