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直以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都是全社会的关注焦点。近年来，10～19岁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峻，呈现出低龄化、隐蔽化等倾向，抑郁症、焦虑症等向小学生蔓延[1]。与此同时，应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干预体系正呈现出“泛医疗化”倾向，即将本应由非医疗手段(如教育、家庭、社区支持等)处理的心理问题或发展性挑战，优先以医疗手段(如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进行干预的现象[2]。其具体体现为：将社会性越轨行为的根源定义为个体自身，推定导致行为越轨的原因为病理的、体质的、器官的、心因性的，从而将越轨行为视为具有潜在的病理基础，强调通过医疗手段进行治疗[3]。这种倾向在政策层面表现为：超过20个省份相继出台文件要求二级以上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开设心理门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2025-2027年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着力强化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医疗干预。同时，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更使青少年心理医疗行业进入发展快车道。统计显示，2020-2023年我国精神心理健康领域已完成84起融资[4]。与此同时，教育投入却相对不足。公告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普通小学、普通初中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比上年分别增长了2.08%、0.58%，但诸多省市2023年普通小学、普通初中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比上年有所下降，如辽宁省的这两项经费分别下降了3.38%、1.97%，北京市分别下降了4.62%、3.29%，天津市分别下降了1.58%、6.17%[5]。“泛医疗化”倾向在现实层面表现为：我国未成年人精神专科和综合医院心理科门诊人数正逐年递增，呈显著上升趋势。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统计数据为例，该院儿童精神科门诊量2006年为2.6万余人，2020年增加至5万余人[6]；2025年出现中小学“厌学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门诊日均接待300人，全年人满为患[7]；北京儿童医院“拒绝上学门诊”一号难求，门诊开设10个月，接诊近一万人次[8]；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2022年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厌学门诊的就诊人数较2021年增加了24%，存在自伤、自杀未遂等行为的未成年人住院人数比2021年增加了36%[9]；等等。 实际上，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体系存在“生物—心理—社会”三元模式[10]。其中生物医学模式以神经递质理论(如5-HT系统假说)为基础，主张通过药物治疗、物理干预等手段改善心理行为症状，主要适用于存在生物学因素主导、高自杀风险或社会功能崩溃的情况[11]；心理模式依托发展心理学理论、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等，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系统家庭治疗、精神分析等技术手段提供行为矫正和干预，其有效性已被证实[12]，主要适用于由现实压力引发、功能轻度受损、无泛化或泛化较轻的情况；社会模式则强调生态系统理论，主张通过家校共育、朋辈支持、社区资源整合等途径优化社会支持网络，改善青少年社会功能[13]。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三管齐下协同作用的“整合模式”[14]，能实现青少年心理症状改善(生物层面)、认知重构(心理层面)和社会功能恢复(社会层面)的三维目标，反之任何单一模式都难以独立起效。简而言之，当心理问题威胁到生命安全或社会功能崩溃时，医疗干预须优先，而对于发展性、适应性的心理问题，教育是不可替代的核心主阵地[15]，在转介医疗资源(生物医学模式)、提供心理辅导(心理模式)、构建支持性环境(社会模式)等方面，教育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16-18]。但现实困境是，以医疗干预为主的生物医学模式日趋凸显，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结构性失衡，呈现出“泛医疗化”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指“泛医疗化”并非简单否定医疗干预的积极作用，而是强调当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体系被这种倾向裹挟时，其中非病理性的心理问题可能被整体打包纳入医疗框架而产生异化风险。这里的心理问题是心理健康问题全谱系的一个子集，主要指排除精神疾病、自杀风险和强烈应激之外的低风险或亚临床范畴。事实上，医院的心理门诊也提供非药物干预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其工作模式与学校及社会心理咨询服务存在一定的重叠交叉。哪些心理问题更适合教育优先？是不是所有的早期干预都应优先考虑医疗干预？这种边界的模糊性恰为“泛医疗化”讨论的核心——“医疗”与“教育”的深层博弈。当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过度依赖医疗体系时，是否会造成干预重心的路径偏移与服务对象的角色错位？同时，我们需要谨慎思考：就诊人数的激增是否必然意味着心理问题本身的恶化？社会大众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的提升是否促进了求助意愿及潜在需求的显性化，并引发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异化？当前的教育、家庭、社会等系统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充分响应这种需求的显性化？学校作为“家校社”的主导是否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医疗的过度介入是否掩盖了教育、家庭等非医疗因素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一种“越干预越失控”的结构性悖论？ 为回答以上疑问，本研究聚焦当前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干预实际，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个体进行深入访谈，基于整合模式系统审视并追问：是否已经跌入青少年心理问题“泛医疗化”的陷阱？当前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应对是否存在系统性偏移、结构性盲区或误区？科学有效的干预应当何去何从？ 二、研究方法 (一)访谈取样 采用解释性质性研究范式，根据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问题所涉及的范围锁定医院、学校、社会、家庭、学生五大人群，基于质性研究理论饱和度的个案数量标准，选取医院(n=2)、学校(n=5)、社会(n=2)、家庭(n=3)、学生(n=3)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样本共15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所有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未成年被试均已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被试构成详见表1。
(二)研究工具 采用自编访谈提纲。根据相关文献并结合实际，编制形成半结构式预访谈提纲。通过对5名一线中小学教师(不列入正式被试)的预访谈，确定了正式访谈提纲，共7题，主要包含如下4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