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医疗健康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已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国务院陆续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卫生和健康规划》《“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等重要文件，彰显了国家对医疗健康事业的重视，旨在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对医疗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医疗保健意识日益增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我国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持续增长。 医疗风险决策是每个年龄段群体都无法避免的经历。在做出医疗决策时，我们选择某种药物、保健品或治疗方案的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了其他选项，并需承担相应的风险或代价。因此，做出合适的决策对于个体健康保障和疾病治疗至关重要。然而，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在医疗决策过程中往往存在明显的偏差(Carpenter & Niedenthal，2017；Kalichman & Coley，1995；McNeil et al.，1982；Meyerowitz & Chaiken，1987；O'Connor et al.，2005；Rothman et al.，1999，2006；Ubel et al.，2005)。这些偏差可能导致个体做出不理智的决策，进而带来严重后果。现实中，因不恰当的医疗决策而导致延误病情、浪费金钱，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也给医疗保健事业带来更大的压力。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大关，达到31031万人，其中75%的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43%的人有多病共存；不仅如此，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攀升，2024年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9岁(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https://www.nhc.gov.cn/)。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身心健康每况愈下，老年人通常比年轻人更加频繁地面对疾病，需要做出医疗决策，且决策的复杂程度和风险程度往往较高。遗憾的是，尽管相对于年轻人，医疗决策对老年人而言更为熟悉且更加重要(Moye & Marson，2007)，但他们胜任医疗决策的能力却不容乐观。现实中诸如“退休老人痴迷购买保健品，20年花费上百万”的新闻层出不穷。相比于正规的医学治疗，老年人有时似乎更青睐高价但效果有限的保健品。国家统计局艾媒数据中心(https://data.iimedia.cn/)显示，2017至2024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保持稳步增长，2025年市场规模有望达3775亿元。此外，老年人把保健品当药吃，延误病情不幸去世的新闻也屡见不鲜。这些事件和数据反映出医疗决策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也体现出医疗决策对人民的生命健康产生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伴随着慢性病患者的持续增加，医疗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群体的生存状况，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本研究构想致力于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减少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群体的医疗决策偏差这一现实需求出发，聚焦于医疗决策中的概率忽视现象(probability neglect)。 2 研究现状 2.1 概率权重偏差与概率忽视 经典的风险决策理论基于“无限理性”假设，并遵循期望值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的核心框架。该理论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人们会整合结果函数及其概率函数，加权计算以获得期望值或效用值，并选择期望值或效用值最大的选项(期望价值理论，expected value，EV；Bernoulli，1954；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EU；Von Neumann & Morgenstern，1945)。这一过程遵循补偿性(compensatory)规则，即在决策时权衡选项各属性的优劣，若某一属性存在劣势，则可用另一属性的优势加以补偿，从而综合评估各选项的整体价值(Anderson，2003)。然而，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Kahneman & Tversky，1979)指出，人类在概率信息的表征和理解上存在局限，个体往往无法在复杂环境中获得正确的概率信息(Foster et al.，2018)，通常会对事件发生的概率赋予主观权重，导致概率权重偏差(probability weighting bias)。累积前景理论(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CPT；Tversky & Kahneman，1992)和双参数理论(Double parameters theory；Gonzalez & Wu，1999)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们对客观概率进行的非线性主观加权，通过分析人们在不同概率下的选择，推演出了概率权重偏差的两个特征(孙庆洲等，2019)：一是概率权重的辨别力偏差，即人们主观感知到的事件发生概率的变化不同于客观概率的变化，并表现为“倒S”形的概率权重函数，其中小概率被高估而大概率被低估；二是概率信息的吸引力偏差，即个体对事件发生的期待与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不一致，常反映了个体差异。 然而，众多研究表明，期望值最大化并不能捕捉个体真实的风险决策行为，人们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常采用简单启发式策略进行决策(Brandstätter et al.，2006；刘洪志等，2022)，遵循“有限理性”假设并采用简化的非补偿性(non-compensatory)规则，无需整合选项所有维度的信息，仅基于选项中的某一关键属性做出判断(Anderson，2003)。相关的启发式理论假设，个体会首先识别选项维度，并在多个维度间进行比较，最后基于关键的单一维度的差异进行决策。例如，齐当别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李纾，2005)认为，个体会关注维度内效用差异最大的维度，并选择在此维度上获益更大的选项；而极大极大(Maximax)策略和极小极大(Minimax)策略则分别是选择在最好可能结果维度上获益更大的选项和最差可能结果维度上损失最小的选项(Savage，1951)，而概率忽视作为这两种策略的具体体现，指的是个体在决策中仅通过比较“结果”维度进行决策而忽视相应的“概率”维度(Pachur et al.，2014)。在提出概率忽视现象伊始，该现象即被视为一种偏差，不仅影响个体决策，同时对政策和法规的制定有重要的意义(Sunstein，2002)。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概率忽视主要发生在涉及情感的决策任务中，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某个结果发生的概率信息忽视，导致个体的决策偏离期望效用值(Araña & León，2012；Kahneman et al.，2021；McGraw et al.，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