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近年来，我国婚恋领域呈现明显的市场化趋势，“明码标价”成为人们常用的择偶方式。例如，有媒体通过走访各大城市的公园相亲角总结出了“中国式相亲价目表”，其中将相亲男女的择偶标准和条件从职业、收入、相貌等方面进行量化，最终形成“顶配”“标配”“简配”等多个等级[.1]，整个过程无异于根据原材料、产地等指标考察商品优劣的市场选购流程。该现象表明，人们似乎在择偶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将潜在互动对象分解为一系列量化参数并据此指导择偶决策的倾向；与此同时，个体自身也不自觉地内化了这一倾向，在展示自我时同样将自己划维打分。本研究将此种在择偶过程中将他人及自我的信息通过评分、划归等级等量化方式进行计量进而指导择偶行为的认知加工策略概念化为择偶计算心态(calculative mindset in mate choice)。择偶计算心态在当下社会日益盛行并逐渐成为择偶过程中普遍的认知倾向，或存在深刻的社会现实土壤。本研究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关系流动性的上升重塑了人际环境，而择偶计算心态可能是对此高度流变的人际环境的适应性认知策略。 经济发展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推手。人口流动令原本稳固的人际关系变得开放易变，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有更多机会建立新关系和脱离旧关系，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人际关系，这种存在于特定环境中的人际关系自由流动程度即为关系流动性(relational mobility；Yuki & Schug，2012)。在高关系流动性的环境中，个体被赋予依照个人偏好选择交往对象的自由度与广阔范围，得以“千挑万选”以获取合意的交往对象(Schug et al.，2010；Yuki & Schug，2012)。但是，与此同时，大量选项的存在对择偶信息的加工效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更大的认知负荷，个体需要采取合适的认知策略加以应对(Lenton & Francesconi，2010；Lenton & Stewart，2008)，此时通过择偶计算心态将复杂的人量化拆解为认知上简洁流畅且易比较的可计算信息或恰能满足个体的需求。另一方面，个体也在作为大量“选项”之一被他人选择，同理，将自我的信息作量化呈现的策略也能“投他人所好”，帮助个体在诸多候选者中突出重围。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在高关系流动性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计算心态可能成为择偶过程中普遍的认知加工策略，这一策略不仅表现在对他人(潜在择偶对象)的信息加工决策中，也会体现在自我信息的呈现过程中。 1.1 关系流动性增加择偶决策的认知负荷 择偶(mate choice)即选择配偶，旨在建立亲密关系。高质量的伴侣关系是抵御生活坎坷、获取积极社会支持的重要源泉(Collins et al.，2010)；相反，不幸的择偶决策位列“人生懊悔事件”榜单的高位(Morrison & Roese，2011)。因此，人们通常会在选择伴侣时格外挑剔与谨慎。然而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理想伴侣并非易事，择偶作为多属性的决策任务(multi-attribute choice)，其基本过程是在多个选项的众多属性间进行信息选择、评估、权衡和整合，最终完成决策(Joel et al.，2013；Miller & Todd，1998)。然而，与实验室中简单且范围有限的决策任务不同，择偶决策深植于现实社会的背景之中，涉及的信息复杂多样且在本质上缺乏绝对的最优解。因此，尝试全面分析所有相关信息将耗竭认知资源，并最终导致决策失效(Bruch & Feinberg，2017)。鉴于此，人们在择偶决策时也会注重效率，而如果此时环境因素进一步加强了择偶决策的复杂性，那么更为高效的认知加工策略就将脱颖而出，受到个体的青睐。 作为重要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关系流动性决定了特定社会情境下个体建立新关系的机会数量(Yuki & Schug，2012)。在低关系流动性社会中，人际关系和群体身份较为固定和稳定，即使个体有意愿改变人际现状，也很难脱离既有关系；与之相反，在高关系流动性社会中，人们拥有许多结识新人的机会，可以自主选择交往对象及所属群体，同时也可自由离开不如意的人际关系。换言之，对比低关系流动性社会，高关系流动性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替代选项，人际关系与群体身份的选择更具自由性与灵活度，致使社会关系更为流变(Li et al.，2018；Yuki & Schug，2012，2020)。本质上，关系流动性的前提在于个体在关系选择上的广泛机会(Oishi et al.2015；Sato & Yuki，2014；Yuki & Schug，2012)，核心特征在于个体能够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关系(Kitayama & Salvador，2024；Yuki & Schug，2012)，而这最终将影响关系的稳定性(Sato & Yuki，2014)。 在高关系流动性环境中进行择偶时，由于广阔的选择空间和高度的自由，人们倾向于持续投入努力从多个角度评估和比较潜在伴侣，以便挑选出最适合互动的人选(Awad et al.，2020；Falk et al.，2009；Komiya et al.，2019；Schug et al，2009；Yuki & Schug，2012)，然而这同时也意味着择偶决策任务的复杂度随之增加，进而促使个体采取更加高效的认知策略。首先，高关系流动性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备择选项，个体在决策时需要处理的属性信息的数量和多样性显著攀升，这将挑战有限的认知资源，使个体偏好有助于高效决策的简化信息。此外，众多选项的存在还暗示着个体面临的选择可能具有高度的新颖性，这会进一步加大决策任务的复杂程度，进而凸显认知减负的必要性(Lenton & Stewart，2008)。其次，高关系流动性环境中择偶选项数量的增加对跨选项比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体需要有效评估和对比每个选项的特点和优势，以便做出最符合期望和需求的决策，此时便于快速并准确地进行横向比对的信息将更受青睐。例如，Lenton和Francesconi(2010)通过分析真实速配情境中的择偶特征发现，在面临大量选择的情况下，人们更少关注需要花时间分析的文字特征(如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等)，而更多关注那些容易被评估的数字特征(如身高与体重)。最后，高关系流动性环境中进出关系的自由度为择偶决策提供了容错空间，即便追求效率的策略常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Johnson & Payne，1985)，但个体仍可在选择失败后退出关系，并依然拥有足够的机会去探索和发现新的伴侣，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个体在效率和准确率的权衡中偏向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