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emotion-related socialization behaviors，ERSBs)是指父母通过所持的情绪理念或观念，在日常亲子互动中所做出的情绪相关的教养行为(Eisenberg et al.，1998；梁宗保等，2012)，可以分为支持型行为和非支持型行为两个维度(Fabes et al.，1990；Fabes et al.，2002)。大量研究已表明，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在塑造儿童的情绪能力、社会适应等方面至关重要(Baker et al.，2011；Eisenberg et al.，2010；Morris et al.，2017；梁宗保等，2020)。在小学阶段儿童情绪能力发展尚不充分，易经历较多情绪挑战。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也是个体最早的情绪社会化场所。在家庭中父母与情绪相关的亲子互动行为可以为儿童提供学习情绪社会化的机会，进而影响儿童的情绪发展(Han et al.，2015；李晓巍等，2017)。因此，探讨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的意义深远，这也是目前情绪教养领域中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 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父母教养行为，其影响因素也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情绪社会化的启发模型(A Heuristic Model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对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类与论述。该模型指出，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受到儿童特征、父母特征、文化或亚文化特征以及情境等因素的影响(Eisenberg et al.，1998)。其中，父母个体与情绪相关的特征尤为重要(Eisenberg，2020；Morey & Gentzler，2017)。情绪调节困难是指个体情绪调节的失败，或个体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功能失调(Gross & Jazaieri，2014；Rajappa et al.，2012；Thompson，1994)。情绪调节困难的父母可能出现情感不足或情感过度的情况，从而对亲子互动产生不良影响(Dix，1991)。以往横断研究的结果表明，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与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存在密切联系。Highlander等人(2021)对3～8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Seddon等人(2020)对8～12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均发现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与非支持型行为显著正相关，与支持型行为显著负相关。在针对我国儿童父母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结果，Cui等人(2021)调查了6～12岁儿童的父母，发现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与非支持型行为显著正相关。然而，横断研究无法得出因果推论，也无法明确因素间作用的方向。仅有的追踪研究只聚焦母亲，发现儿童2岁时母亲的情绪调节困难可以正向预测儿童3岁时母亲的非支持型行为，负向预测母亲的支持型行为(Price & Kiel，2022)。由此可见，有必要采用追踪研究进一步补充验证父亲和母亲的情绪调节困难与其情绪社会化行为的关系。 尽管当前研究尚未发现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对父母情绪调节困难的影响，但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可以推论，父母情绪调节困难既能影响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也可能受到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的影响。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强调家庭中的子系统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Cox & Paley，1997，2003)。已有研究发现，父母个体特征子系统与亲子教养行为子系统之间存在双向预测关系(Dawe et al.，2021；Gonzalez & Rodriguez，2023)。因此，在家庭情绪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作为父母个体的一种情绪特征，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一种亲子情绪教养行为，二者可能会相互影响。此外，在家庭中，个体的情绪社会化行为可以调控家庭情绪氛围，进而作用于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Kwon et al.，2022)。家庭因素对儿童情绪调节影响的三重模型(Morris et al.，2007)指出，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会影响家庭情绪氛围，如父母情绪表达等。相关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积极的元情绪理念与其积极的情绪表达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的情绪表达呈显著负相关(梁宗保等，2012)。而家庭情绪氛围会进一步影响家庭成员的情绪调节能力(Ogbaselase et al.，2022；Sim et al.，2009)，若父母在情绪表达中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批评、敌意或情绪投入，那么他们出现情绪困难的可能性就更大，尤其是抑郁特征(Ropi et al.，2021)。综上，本研究认为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也可能会对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产生影响。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与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具体而言，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与支持型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之间存在负向的双向关系，与非支持型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之间存在正向的双向关系。 父亲、母亲在教养中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Cummings et al.，2010；Schacht et al.，2009)，其教养方式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Cox & Paley，1997，2003)。然而，以往研究多关注母亲情绪调节困难与其情绪社会化行为的关系，对父亲关注较少。仅有的研究只是将父亲和母亲作为独立的个体，并未探究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相互作用。Han等人(2015)将7～12岁中国儿童的父亲、母亲分开研究，发现父亲、母亲的情绪调节困难均与其自身的支持型行为显著负相关。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是一种针对成对数据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以往研究中对父母相关变量一视同仁的问题，帮助研究者探讨家庭中重要的成对关系(刘畅，伍新春，2017)。截至目前，仅Li等人(2019)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考察了6～12岁儿童父母的情绪调节困难、情绪社会化行为与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父亲和母亲的情绪调节困难对其自身的情绪社会化行为有显著影响，即存在主体效应；母亲情绪调节困难与父亲支持型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即存在客体效应。但该研究的成对样本数据较少，且为横断数据，而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和其情绪社会化行为中的主客体效应仍需要基于大样本的追踪研究进行验证。因此，本研究基于3年追踪的成对数据进一步考察父母情绪调节困难与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存在交叉效应。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2：在父母情绪调节困难和父母情绪社会化行为的双向关系中，既存在主体效应，也存在客体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