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科技人才统筹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面临着“外源化”的历史课题,还肩负着“内生化”中国实践的时代使命。回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发展的百年历程,其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布局与制度选择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甚至是社会危机。在工业化阶段,科技进步提升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的需求,提高了薪资,教育发展则提供了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人才,有助于平衡薪资溢价。在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阶段,教育发展逐步滞后于科技进步,导致收入及贫富差距急剧恶化。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战略需求,跨越科技成果与应用之间的鸿沟,我国须进一步强化布局的自主性、前瞻性、安全性、普惠性。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当下及未来的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布局中,我国既要继续强化未来导向的科技探索和战略导向的技术攻关,也要增强推进产业导向的应用研究,通过筑牢教育强国根基,构建面向“人人”的人才培养体系,率先形成体系化比较优势,疏解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痛点、堵点,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倍增效应。
图1 教育、科技、人才供需匹配的生成逻辑 (一)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与技能偏向性 在经济活动中,收入分配始终是经济学家关注的核心议题,特别是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全球主要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是当前东西方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人工智能牵引下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席卷全球,由此可能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梳理技术进步与收入差距的有关研究文献,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提出的技术偏向性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以及中性技术进步型三种类型,技术进步呈现出一定的偏向性,而非中立。[6] 20世纪下半叶,关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在劳动内部的技能水平差异,即在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上。[7]后续研究者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特征进行了比较精确的量化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认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推动了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持续增长,进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分化,并扩大了收入差距。[8]此外,詹姆斯·贝森(James Bessen)也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的技术进步展现出技能的偏向性特征。[9]研究者一致认为,技术进步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较于低技能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在面对新技术时往往能更快地适应,且所需成本更低。一旦高技能劳动者成功适应新技术并投入到生产中,他们通常能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工作。与此同时,低技能劳动者可能仍处于适应阶段,这导致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而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则可能下降,从而加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上,斯蒂芬·德卡尼奥(Stephen Decanio)提出,为对接自动化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企业与劳动力市场均致力于通过职业培训及继续教育等手段,增强员工的专业技能,此举对于提升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具有积极影响。[10]格奥尔格·格雷茨(Georg Graetz)则总结道,自动化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有效协作能够显著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高技能劳动力通常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他们很可能会要求更高的薪酬,这将导致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上升。[11]研究者普遍认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倾向于增加产品生产中边际资本与边际劳动的比例,从而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来改变收入分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进步如何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