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人文经济学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对于人文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系统总结，该知识体系得以建构和生成的直接动力就是回应经济与文化(人文)关系这一重要理论和实践议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以苏州和杭州这两座城市为例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①苏杭实践蕴含了人文经济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发出了构建人文经济学的时代呼声。“文章合为时而著”，回答时代之问，“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②是当代学人的使命。建构基于中国实践的人文经济学学科体系就成为当代学人的重要任务。 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对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人文学两个维度来审视和讨论其内涵，并且其中大部分是站在经济学维度上，主张把人文思考引入经济学分析。③还有部分学者跳出单纯的经济学范畴，从人文学科的角度对人文经济学进行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人文经济学具有奠基作用，强调人文思考的价值引领作用及文化劳动对物化劳动的超越。④其学术贡献不言而喻。但我们主张要重视人文经济学的文明学维度解读，认为文明学维度在统摄经济学、人文学维度的基础上又超越了两者，赋予了人文经济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构文明新秩序的深刻内涵。 二、经济学维度：作为人文“经济学”的人文经济学 在经济学维度上，人文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子学科。它代表着经济学对于人的行为以及诸多社会生活、文化现象的考察与研究，其目的是弥补经济学研究中关于人文意识的缺失。但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缺乏人文意识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不但关注着社会的生产生活，也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亚当·斯密那有名的“看不见的手”就充分表示了这一点，斯密认为利己的“经济人”凭借自由开展的商业活动能够达到社会生活的改善与人类的进步。事实上，不止是斯密，在李嘉图、麦克库洛赫、李斯特等不同派别的经济学著作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意识。李嘉图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⑤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把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类幸福与生活境况所发生的变动，标志出来；他应当追溯工业的兴起、发展与衰落；更重要的是，他应当细心地分析和比较不同制度和管理办法的结果，并区别决定进步社会与落后社会互不相同的各种情况”。⑥李斯特指出，“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⑦这些无不彰显着经济学家对现实生活、社会发展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 诚然，这种经济学中的人文意识是显性的，但是也正如斯密晚年所认识到的，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与财富的不断积累，社会道德并没有随之进步，反而出现了道德情操败坏的趋势。这种趋势甚至反过来开始影响商业的自由发展。⑧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须，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⑨事实上，这反映了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以客观经济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随着经济学范式转换而愈发明显。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西方经济学数理化、实证化的研究范式抽象掉了经济现象中的人文因素。但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代替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之后，经济学中的人文意识或人文因素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原先的道德哲学反思变为了数理模型建构，即以数学方程的形式，通过求取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极值来计算人的效用的最大满足和物的最优化生产，以计量实证的方式为经济规律寻找数据支持。事实上，经济学正在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态度涉足文化、政治、宗教、历史等人文社科的一切领域，家庭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众多经济学分支都在企图以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的量化方法让原本看上去有些神秘的人文领域变得清晰。换言之，现代西方经济学并不是没有人文意识，而是将这种人文意识量化为具体指标，从而可以更方便、更具操作性地将其用于社会的改善和发展。但人文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指标选择和测量的问题。当人文被简化为具体的指标测量和计量时，“人文化成”那种本身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发展特质就被限制固化，人文也就丧失了多样性和不断反思所带来的丰富内容，只能异化为空洞的形式。 有鉴于此，国内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相近的，即认为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不能对中国的人文经济学学科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要建设人文经济学，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认识到，人文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立场的新经济学范式。为此，要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资本逻辑，保持人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得物质产品供给与精神产品供给相统一，积极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⑩换言之，就是要从“物”的经济学回到“人”的经济学。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只具有象征意义，并非真正回到古典经济学的叙事中去。事实上，即使是古典经济学也仍然是遵循资本逻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以数理化的叙事并非主要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对资本的态度。将资本理解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生产的核心，那么所谓的人文精神在其中也只能服务于资本为赚取最大利润而进行自我增殖的生产活动。人文精神并不会使资本就此放弃这种生产模式，反而会使自身被资本异化，并以文化资本的形式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资本生产。在这种理解下，人文经济学也就只能是西方产业经济学对具体文化产业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此，人文经济学就绝不能仅止于为经济学分析补上人文思考，而要从资本意义背后的支配关系出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把资本这一概念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进行理解。如此，资本将不再是唯一的、独立的经济发展核心，也不是一组质性各异的生产资料和服务，它代表的是以抵押预付的形式支配他人的劳动。立足于突破这种支配关系，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这实际上要求的正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经济学相区别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经济学，它要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通过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科技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与文化创新，形成一个精神与物质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局面。(11)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经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可以给予人文“经济”以具体的建设指导，但对人文本身的认识却非其所能，在具体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来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独立视角来审视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经济学维度并不能代表人文经济学的全部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