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2024年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2]。学术话语是与官方话语、大众话语并列的三大话语体系之一。学术国际传播尤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既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所需，也是向全球知识系统贡献说得出、立得住、传得开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理论所求。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地向世界传播既关系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也涉及学术平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上来说，我国侧重主流媒体和大众话语体系建设，而对学术话语和学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分众领域关注不够。如何搭建学术国际传播平台，拓展国际传播渠道，做好国际传播议程设置和内容建设，不断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朋友圈，提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效果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发表了大量重要论述，刘同舫[4]、李诚[5]、谢伏瞻[6]、翟锦程[7]、刘曙光[8-9]等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叶继元[10]、周光礼[11]、殷忠勇[12]等学者从“三大体系”构建效果评价的角度进行了研究。韩云波和陈思思认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与工作定位[13]，以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4]。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以学科视角探讨了“三大体系”的构建。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研究 1.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研究 胡正荣提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分层、分类与分群构建的思想[15]，提出智能传播背景下要将所有主体有意或无意基于各类平台、以各种方式开展的跨国、跨文化信息交流和沟通活动都纳入国际传播的讨论范畴[16]。此外，程曼丽[17-18]、唐润华[19]、姬德强[20]等均对智能媒体时代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展开研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与国际认同研究方面，颜军[21]、贾力楠[22]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及海外学者的认同情况展开研究。 2.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研究 一是学术国际话语权研究。赵蓉英等[23]提出了包含五个要素的中国话语权的评价科学研究框架，赵春丽[24]研究西方学术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张四红[25]、刘娜娜[26]等从设置国际议题、能力建设等视角展开研究。二是学术国际传播及学术出版走出去研究。陆小华[27]对学术传播在中国战略传播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进行了详细阐述。王琪[28]、戚德祥[29]、李梅[30]、肖宏[31]、李存娜[32]等分别从不同视角就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展开了分析和研究。 (三)中国学相关研究 1.海外研究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中国研究中心大约有400所，知名的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等。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通过海外中国学期刊进行发表和传播。总体而言，涉及社会学、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医药卫生等多个学科领域。 2.中国研究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再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以海外汉学、国际汉学、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等冠名的学术机构多达30余家，知名学者如李学勤、严绍璗、张西平、朱政惠、阎纯德、何培忠等，具有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张西平[33]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进展，何培忠[34]提出了新征程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思考，乔兆红[35]、吴原元[36]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海外中国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我们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要侧重主流媒体，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侧重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体系，而对学术话语和学术传播体系这一分众化领域和学术共同体这一群体关注不够。二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海外中国学研究三者之间的关联不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的底座与基础，涉及国际传播的内容与议程设置，而中国学涉及对海外学者的了解，知己知彼，才能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中取得较好的效果。三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媒介技术在学术国际传播中的作用研究不够。数字媒体时代，平台在国际传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对学术网络平台国际传播研究不足。关于“走出去”的研究大多落脚于“刊”“书”等传统媒介，研究平台模式下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文献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