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正处于大变局大调整之中：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之变、时代之变和世界之变的交叉点上，正在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正在形成的全球一体化格局中，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国实践、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推介出去，把中国声音、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传播到世界，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项历史使命。 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是一个难题。一是从当前情况来看，对“中国故事”的总结和提炼主要是历史性的和学科式的：前者主要聚焦于“中国故事”的源起，现在更需要讲的是“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故事”；后者受学科视野的局限，只能生产“碎片化”的“中国故事”。二是中国人讲中国故事固然有优势，但同样一直存在着“中国人讲不好中国故事”的困境。这里面既有“中国故事”与中国话语、中国理论以及与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相脱节的问题，更多的是提炼和讲述“中国故事”的角度和视野问题，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在讲“中国故事”，而没有考虑到讲述“中国故事”的对象和受众是世界各国及各族人民。其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① 由此看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仅是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问题，更是一个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到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归纳化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从中国到世界的单向度过程，还是一个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抽象化过程。要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把要讲的中国故事放到更大的格局中加以把握，从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角度来看待当代中国实践的伟大成就。张静在总结“读懂中国”的普遍方式后，提出了阐述中国经验的一般原则——“从特殊中发现一般”。②但究竟如何“发现”，如何“阐述”，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话题。基于当前社会科学分工格局或困境，本文聚焦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自身，对其角色定位及相应的研究方位、取向、方法等进行深入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特性及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互动的过程。对研究者而言，这一互动过程表现为认识、理解和解释三个具体过程。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认识的对象是真实的现实世界；理解依赖于研究者，因身份、学科和研究者而不同；解释则是要在一元世界的基础上，经历特殊主义的认识路径，并通过多元主义式的理解，最终达到一元主义的结果。 基于研究过程及最终目标的设定，社会科学研究至少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个体性的，从研究者的角度认识、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其次是学科性的，从学科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最后是知识性的，从人类社会群体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生产具有功能性和有效性的实践知识。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解，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和功能可以分解为前后相继的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或需要做什么，二是他们可以做什么，三是他们究竟能够做什么，四是他们在哪些方面有内在的限定和约束。其中，前三个方面主要表现出正向促进功能，第四个方面则一直贯穿于前三个方面之中，且一直成为前三个方面的内在困境。 产生这一“困境”的缘由在于如何认识和看待社会科学。雷蒙·阿隆认为“社会学，即人类行为科学，既是理解性的，又是解释性。”③安东尼·吉登斯则认为社会学起到“双重的解释作用”，④社会理论的建构涉及独一无二的双重解释。⑤马克斯·韦伯曾经做过“因果解释”和“诠释性理解”的区分。⑥台湾学者朱云汉再进一步，提出了“双重诠释”的观点。⑦不论是“理解”“解释”还是“双重解释”或更进一步的“双重诠释”，均表明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双重性”的过程。 社会科学的“双重性”源于社会科学的理解，特别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关注的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社会学不像自然科学，社会学立足于与“研究领域”相关的主体—主体间关系，而不是主体—客体间关系。⑦社会科学虽然冠以“科学”之名，但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追根究底都具有“主体属性”，社会科学就表现出“双重主体性”特征。研究者自不必说，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对象——多样化的社会现实，也是人类主观意识不断融合和演化的产物。不过，两者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社会现实是以集合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研究者则主要表现为个体的方式。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是集合性的社会现实与个体性的研究者这两个不同类型主体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过程，并在互动过程中表现为相互证印的两个方面：一是“实践”的科学，指自主发展的社会现实在知识层面的“科学”反映；二是“科学”的实践，指具有自主性的研究者“科学”地认识、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随着西方社会演进而逐渐发展，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上大致同步，相互之间基本上也能够保持一定的均衡；即便出现了问题或困境，也主要是由社会实践所引发的。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况。在汪丁丁看来，“西方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单重的，“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不仅引入“西方危机”，并且延续了“中国危机”，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困境。⑨应对双重危机和解决双重困境也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回归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充分发掘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当代中国自主社会科学建设正在朝着这个方面努力，核心理念便是“回到中国”，实证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路径。⑩其二是聚焦于“科学”，不断引介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新方法的同时，创新具有“中国性”的研究方法，典型的如“田野法”“历史法”等。困境仍然存在，其一是这两种解决方案缺乏有机的联系和融合，多数情况下各行其是，或专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现实，或深耕于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基于实证研究的“盲人摸象”和基于学科分工的“支离破碎”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其二是有学者提出要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但“学风建设”“再建制化”的解决方案仍然局限于“应然”和理论层面。(11)如何转化为可操作性的研究技术仍然需要继续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