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这个高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成就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ChatGPT和Sora的横空出世更是令传统的人文学者始料不及。不仅今天从事文档编辑、文学写作和翻译的人的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取代，甚至由文生图的广告制作也大致可以由Sora代劳。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由人工智能来做，原有的人力之过剩便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最近我甚至在网上读到一篇哀叹“未来教师会大批失业”的文章，虽然这一哀叹未免过于夸张，但也不能不使我们正视这一情形：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一些大学出于节省经费等考虑不惜裁撤一些学科专业，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甚至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显然与建设一个和谐与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治国理念不相吻合，更无法实现在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对策了。①我作为一个热情拥抱科技同时又坚守人文立场的人文学者，尤其关注这些情形。但我认为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培养掌握多学科知识并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而人文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好就是人，这样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首先考虑科技与人文的通融，以便率先构建一个科技人文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科技与人文：从对立走向共融 要想推动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一直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还是这二者可以对话乃至达到共融的境地？我本人一贯倾向于后者，并且一直致力于实现这种共融和对话。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情形。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使得那些长期习惯于关起门来做自己封闭式学问的人文学者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无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因而对科技的介入持一种抵制甚至敌对的态度。毋庸置疑，对科技和人工智能持抵制态度者主要是一些老派的人文学者，他们长期以来由于所受的学术训练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已经习惯于关起门来做自己的范围十分狭窄的学问，甚至与本一级学科内的其他二级学科的学者都很少交流。他们一直认为，“隔行如隔山”，殊不知如果将自己狭窄的学科领域与其他相关学科隔绝，是不可能做成大学问的。因此，难怪学界一直抱怨，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各行各业的专家，而是缺少那些学贯中西能够在多个学科领域游刃有余纵横驰骋的大学者。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高校，同样在一个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从事教学和研究、教授语言学的教师却对文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充耳不闻，也不去阅读文学作品，他们自认为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具有科学的成分，是真正的学问，而看不起那些整天忙于阅读文学作品并跟进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文学教师。但恰恰是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他们的研究首当其冲：大语言模型的诞生使他们作为个体研究者的作用相形见绌。而那些从事国别文学研究的教师甚至对非自己所学语言的文学不甚了了，更不用说涉足语言学了。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啻为人文学科敲响了丧钟。这种悲观的看法使得本来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就不受重视的人文学科更是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危机之中。而广大中青年学者虽然感到这一新生事物的来临比较突然，但由于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对新生事物的异常敏感及探索欲望，很快就开始适应这一新鲜事物，自觉地将人工智能的一些先进方法和自己的学术研究相结合，并饶有兴致地进行跨学科的探索和研究。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并广泛涉猎其他相关学科的人文学者，我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率先在中国学界提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这个命题，并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著述。进入21世纪以来，我更是尤为关注汤森路透科技集团研发的数据库SSCI和A & HCI，并率先建议将其引进中国学界，作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国际化水平的标准之一。②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新文科理念的提出更是使我义无反顾地致力于跨学科研究，而此时的跨学科已经不止于人文学科内部的跨越，也未停留于人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和比较研究，而是要跨越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甚至科学技术的界限。一方面运用当代高科技和人工智能手段从事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给过于主观的人文学术研究带入一些科技和量化的成分。我在这方面率先介绍爱思唯尔集团研发的评价机制，认为这至少可以用来评价一所高校或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当然这样做造成的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人文学科也开始被逐步当作一门学术学科来看待，人文学科的评价也变得相对客观公正了。另一方面，人文学者通过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和对话也可以学到一些当今前沿的高科技知识，并在与科技人员的交流和对话中向他们灌输一些人文思想和文史知识，使他们得以审美地享用自己参与生产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成果，同时也使他们认识到，无论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人发明和发展更新的，因此人的因素依然是第一位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具有理性和人文情怀的人来掌控和驾驭，否则就会偏离发明这些新技术的科学家的初衷，甚至被人滥用。这样看来，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可以使其得以全面发展，因为我们无论生产出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最终都是为了使全体人民过上小康生活，使国家变得更加富强，从而在国际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这方面而言，科技与人文的终极目标大致相同，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成果的形式有所不同。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科技和人文学者而言，首先就要实现科技与人文的融通和对话，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构建科技人文命运共同体的理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我一开始提出的这个问题：科技与人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对立还是可以通过对话和交流达到共融的境地？在我看来，这二者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和对话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也即这二者首先在学科分类和研究对象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别。科学(包括狭义的社会科学)所要探讨的是事物的一般规律，其研究成果具有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而技术则是科学之下的一个分支，它与作为“道”的科学不属于一个层级，而是属于“术”的范畴，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技术才能达到先进的程度。而人文学科所针对的则是个体或民族、国家的一些独具特色的东西，对其的验证和评价因人而异，因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也即我们经常说的对文科成果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根据科学的一般规律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进行界定，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由于其成果可以被定量分析和评估而被接纳为科学学科，而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历史、哲学再加之艺术学科等，则由于其方法的殊异和评价的主观而被笼统地称为人文学科，并被排除在科学学科之外。过去沿袭下来的古典学和语文学也由于其鲜明的人文性质而被纳入人文学科的范围。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