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倡议①；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将这一倡议明确地表述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同年10月，这一理论创新目标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第一次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反映出迫切需要学术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持。在国家的直接推动下，一场旨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③的知识创新运动在中国学术界铺展开来。然而，学界对国家意志介入知识生产领域颇为敏感，同时，与之逻辑相关的是，质疑“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有无必要，有些学者甚至断言自主性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知识都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显然，问题的核心在于对“自主性”的理解，许多学者俨然认为学术自主性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学术自主性是社会科学知识活动的基本条件，当然也是自主性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但非充分的前提。然而，何为学术自主性以及学术自主性何为，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场域中则是一个相当重要并且相当复杂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有识之士曾经打算就“自主性”问题展开一场大讨论，遗憾的是，这场讨论拉开序幕不久，话题就变轨到学术规范性问题，关于自主性的讨论不了了之。此后，学术自主性问题一直深刻地影响并形塑着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知识活动的方式及知识产品的品格，进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思想氛围和国家的话语能力。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世界剧烈动荡的今天，学术自主性问题产生的效应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微观的、具体的知识活动领域，而关系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学术社群能够以何种知识准备、何种知识立场、何种思想境况，展开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方向性问题的建构性探索，关系到知识活动的总体目标和终极关怀。鉴于此，本文尝试针对学术自主性问题展开讨论，希望通过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与学界同行一道检视自身知识活动的方向，认清学者的责任，承担起学术职业的政治使命。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流行的学术自主性的消极面向。第二部分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的消极学术自主性实践及其政治效应。在对消极的学术自主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采取建设性态度，探讨一种积极的学术自主性。行文中将兼及学术自主性与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关系的问题。 一 “自主性”是主体性的核心内涵，也是必要条件。自主性或主体性具体是指一个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摆脱了或意欲摆脱任何形式的被支配处境，主动追求独立、自由、能动和不依附的状态。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主体性，才具备了参与平等交往的基本条件。个体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群、一个国家亦如此，所谓平等的交往，是指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的互动。人的主体性实践既包括行动，也包括认识和思想，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可以说，认识的主体性或自主性是行动自主性的前提条件，若没有认识上、思想上的自主性，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行动的自主性，那么，所谓人的主体性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自主性的一般意涵也同时构成学术自主性的一般内涵。现代学术体系作为现代国家运行所依赖的知识基础，学术活动享有自主性是一种广为认同的理念。学术自主性被认为有其明确且正当的实践性目的：第一，学术自主性有利于保障知识活动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第二，学术自主性有助于保障知识生产者的创造性，因为只有自主性的知识活动才具有能动性，而能动性才能激发出创造性；第三，自主性能够保证知识生产者的责任感，知识工作者们在不受干预、不受支配的状态下从事研究活动，那么他们将理所当然地对其知识成果承担责任。 学术自主性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主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形成于1850年至1950年这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伴随着西方现代国家成长和成熟的过程，④因此，社会科学从西方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文化观念中承袭了自由、独立、自主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也从自然科学的学科制度中自然而然地习得了一套关于学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理念。二战后，随着现代大学体系和学科制度在美国的推动下向全球扩散，学术自由、学术自主性、学者独立性也成为基本理念而得到普及，在许多国家或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确立，或作为默会性原则而发挥作用。冷战结束后，随着自由主义民主体系赢得胜利，与之相应的表征体系也在全球广泛扩散。学术自主性既是自由主义表征体系的重要内容，又是其制度化保障，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全球化的普及。可以说，学术自主性本身也是一种被普遍化的因而毋庸反思的“共识”。 然而，来源于西方制度体系和文化观念，并伴随着自由主义理念而被普遍化和常识化的学术自主性，存在着明显的消极性，即将自主性片面地界定为“防御性”的，且自主性的敌人主要是国家或政府等外在的政治势力。这一认识与自由主义理念中将表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界定为消极自由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规定性。但是，就像消极自由仅仅只是自由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并非完整的自由一样，消极的学术自主性也不是完整的自主性，而且也不必然会促使学者承担学术职业的责任。同时，消极的学术自主性隐没了一个与之密切关联的问题——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场域，而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学术活动视为孤立的存在，将学术自主性的影响因素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内。这样一来便隐没了全球化时代实际存在的等级化的国际知识生产“分工体系”，忽略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社群之间实际存在的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的阐释权力——这个不平等的阐释权力集中体现在西方的“普遍性”知识体系对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产生的建构性作用。⑤可以说，这一建构性作用之所以能够习焉不察地发生，消极的学术自主性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