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末来华传教士在地图学上的成就，国内外学者已多有关注，但将传教士绘制地图的活动与近代欧洲的全球扩张结合考察者，则相对较少。事实上，传教士绘制地图不仅是在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发生的，而且为欧洲殖民扩张服务。16世纪拉丁文中国地图Sinarum Regni Aliorumque Regnorum et Insularum Illi Adiacentium Descriptio(本文译作《中国及其周边王国与邻近岛屿地图》，简称《大明全图》)，就是典型。 目前所见《大明全图》共有两幅。一幅于20世纪初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以下简称ARSI)发现(以下简称“罗马藏图”)，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此地图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8年绘制。①另一幅2000年由香港科技大学获藏(以下简称“港科大藏图”)。英国古地图收藏家巴隆认为，港科大藏图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于1588年后在罗马制作的。②徐光台认为港科大藏图是铜版印制，罗马藏图是1588年11月21日前在东亚手绘的，绘制者不可能是罗明坚，当与利玛窦有关。③柏恪义提出，罗马藏图和港科大藏图是由同一块铜版印刷出来的，可能是在中国绘制，但制版印刷是在罗马完成，因为当时亚洲“没有这种先进技术”。④总之，学界目前尚未厘清两幅《大明全图》的基本信息。本文通过挖掘前人并未注目的档案，着重分析该图绘制情况，进而探讨殖民扩张初期欧洲人绘制中国及东亚地图的相关问题。 一、罗马藏图及所在四号档案的形成 罗马藏图在ARSI中的编号是G.F.Cass.12，doc.4，意为“大尺寸档案第12抽屉第4号档案”(以下简称“四号档案”)。四号档案由3张纸(foglio)组成，每张纸大小约为47cm×58cm，为便于表述，本文将这3张纸称为档一、档二和档三。由于纸张较大，所以在书写时被对折起来。档一正面是罗马藏图，图中未记绘制者及绘制年代，背面是题为De Sinarum Regno in genere(以下译称《中国总论》)的拉丁文手稿。⑤档二正背面写满文字。档三对折后，背面和正面右侧是文字，正面左侧是整个四号档案封底，封底上只有档案员所写两条注文。第一条直接写在封底上，为“1583 Descriptio Imperij Sinarum”(以下译称“1583年中国全图”)。第二条写在一张白纸条上，意为：“关于1588年11月21日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从澳门寄给阿桂维瓦神父的地图，可参考Jap.Sin.11 I卷宗档案中第四张档案正面的第七段。”⑥通过笔迹分析可知，除档一正面的罗马藏图及档三封底注文外，其余都为罗明坚所写。 徐光台认为罗马藏图的“背面明显有书信笔迹透过来的痕迹”，因而是手绘的，而港科大藏图“未见任何书写文字从背面透过来的痕迹”，因而是铜版印制的。⑦不过，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非常简单：罗马藏图背面有罗明坚手书《中国总论》，港科大藏图背面则是空白，所以徐光台的观点难以成立。柏恪义认为罗马藏图和港科大藏图由同一块铜版印刷。笔者细察两者字体、装饰、墨迹等细节，确定柏恪义是正确的。如图上北京城被称为XUNTIEN FV(顺天府)，其中F直接压在一条河流上，很难看清，两个N是倒写的；CHEQUEAN(浙江)中的第一个E是补刻上去的。港科大藏图亦如此，手工摹绘的地图不大可能将这些错误全部再次呈现。 据档三封底第二条注文，笔者在ARSI找到了编号为Jap.Sin.11 I，ff.13r-14v的信件(以下简称“范礼安来信”)。此信用西班牙文写在两张纸上，其中第一张纸正面左上角，有档案员撰写的注文“1588年11月21日范礼安于澳门”。笔者仔细辨认发现“21日”经过修改，原文是“20日”；范礼安来信正文结尾处日期“21日”的原文也是“20日”。值得注意的是，范礼安来信摘要(编号Jap.Sin.11 I，f.15v)同样将此信日期标为1588年11月20日。根据耶稣会档案制度，罗马总部的档案员要对每封来信进行登记，并撰写摘要，甚至注明是第几份抄件，或经由哪条航路到达罗马。⑧范礼安来信摘要中有“澳门，第三份抄件，(15)88年范礼安神父11月20日”。档案员还将此信内容总结为七点，其中第七点是“随信请罗明坚神父带上一些地图及其他东西”。范礼安来信第七段相应部分左侧空白处也有个“7”，字体和摘要上的“7”相同，表明它们是由同一位档案员所写。据此可知，范礼安来信应写于1588年11月20日。 范礼安来信第二张纸正面第七段称，“我请罗明坚神父带上几幅地图献给您，此地的人们将其称为‘屏风’，类似于日本贵族使团觐献给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ius ⅩⅢ)的某些礼物。更加重要的是，屏风上的中国地图，是依据中国书籍花了很多精力完成的。虽然制作的时间比较短促，但你们在罗马看到这些地图时，一定会喜欢的”。在讨论这封信之前，先介绍它的写作背景。 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耶稣会在16世纪中叶试图进入中国，但未成功。1573年，意大利人范礼安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巡视员，全权处理远东传教事务。1578年，范礼安来到澳门，他认为耶稣会士要想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文字。于是，1579年，他把罗明坚从印度调到澳门学习中文。1582年，又将利玛窦从印度调到澳门。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