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位于今广东江门新会地区，是宋元最后一次战役——“崖山海战”的发生地。这场战役以宋军战败，丞相陆秀夫背负宋帝赵昺投海殉国，杨太后赴海死节而告终。至明中叶，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及现实利益的诉求，与崖山海战相关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醒，以陈白沙为首的士大夫群体在崖山大力倡建祠庙，意在“表忠烈以劝为臣”①，“愧颓俗而辅名教”②。此后，不仅相关文献层出不穷，众多纪念景观也逐渐被塑造出来，各种传说故事亦在崖山一带流传。更有甚者，当地家族在修纂族谱过程中，也刻意强调与崖山祠庙及南宋政权的关联。 前人围绕地方教化、王朝礼制、诗文赏析、地名考证等问题对崖山历史及崖山祠景观的形成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③，尽管已有学者注意到地方动乱尤其是黄萧养之乱与祠庙建设的直接关联④，但对地方宗族在参与祠庙建设背后的诸多诉求的关注仍显不足。崖山不仅仅是一个由士绅制造并被当地宗族操纵的文化符号，还是连接崖山周边聚落人群活动的重要纽带，这集中体现在关于当地宗族祖先故事的书写之上。早在元明之际，斗峒伍氏就凭藉宋末义士伍隆起的事迹进行家族历史的建构⑤，古博陈氏等家族又将之改造为“捐粟勤王”的故事，进而成为新会家族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与珠江三角洲宗族为追溯祖先源流而普遍使用珠玑巷传说大异其趣。 一、教化有道：崖山祠的倡建及其重修 崖山又名崖门，位于广东省新会南50公里，“高四十余丈，绵亘约八十里。四面皆海，西与汤瓶嘴山对峙如门，门中有一小山，门以外汪洋浩淼，不知所际。遥望大小螺珠、虎跳、白浪诸岛，在空溟中仅如苍烟数点”⑥。自宋亡至明成化年间，崖山一带可谓人烟稀少，“在大块丹海中，直塿陼耳，奇谢飞来，胜无浮附，断莽荒烟，人迹希[稀]至”⑦，更遑论建立对宋亡君臣的相关祭祀活动。 正统六年(1441)，以重视文教著称的广东按察司佥事彭琉上奏，希望立庙祭祀陆秀夫以慰忠臣、振士气，然并未得到朝廷的批准。⑧天顺五年(1461)秋，广东左参政胡拱辰在路过崖山时也敏锐地察觉到当地亡宋君臣祭祀的阙失，“新会之忠义无祠，甚非缺典欤？岁辛巳秋，广省大参淳安胡公拱辰过之而慨然作始”⑨。至成化年间，广东按察司副使陶鲁上奏请求建祠于崖山，祭祀宋丞相文天祥、陆秀夫、太傅张世杰三人⑩，终于实现了立庙祭祀的夙愿。陶鲁长年在两广地区进行平乱的军事活动(11)，“为两广保障，寄民生安危，凡四十又五年”(12)。每次平乱后，他多在当地设置县学，以兴教化，此次倡建崖山三忠祠的提议，也是为了“表忠烈以劝为臣也，亦化顽也……礼贤儒所以劝也，示民以有趋也”(13)，通过教化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非常明显。 早在明永乐年间，文天祥即已被加入朝廷祭祀行列得以在北京建祠祭祀(14)，而与文天祥同一时期为国死节的忠臣张世杰、陆秀夫却并未入祀典。陶鲁再次请求朝廷，建议对二人“乞加封谥，特赐庙额，著在祀典”，这一建议获得了礼部的批准。(15)在当时地方官员的主持以及岭南大儒陈白沙的推动下，忠义祠得以修建，“中堂祀三忠，东西室祔祠同死王事于广者。又两庑各置牌位，书曰‘故宋忠义死节之士位’”(16)。成化十三年(1477)赐额“大忠”，改名为大忠祠。(17)其祠深二十二丈，广六丈，正堂三间，东西庑各五间，仪门三间，外门三间，碑亭一座。祠内立“死难义士神位”，“祠两庑以勤王义士伍隆起祔焉”。(18) 正德六年(1511)的《明会典》中“在外府州县所祭祠庙”已有“崖山三忠祠，祀宋忠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相关记载(19)，可见重整礼制教化的行动不仅得以实施，且已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 在大忠祠建立后，专祀杨太后的全节庙亦开始进行修建。全节庙旧名慈元庙，弘治四年(1491)广东右布政使刘大夏到新会巡察，与陈白沙泛舟至崖门凭吊，认为除了祭祀忠臣义士外，还应祭祀赴国难死社稷的杨太后，始议立祠于大忠祠之上。(20)建慈元庙以祀宋杨太后，得到当地人“故宋苗裔”赵思仁的积极响应。(21)弘治十三年(1500)八月，广东按察司佥事徐纮出巡至新会，以杨太后为国君死社稷而扶纲常，谨内外而别华夷，明《春秋》大义且有功于名教为由，上疏请求朝廷赐额并纳入祀典，获得朝廷批准，赐额“全节”，并许“其仪如古帝王”，“牲牛一羊一豕一”，(22)每年仲春由地方正官前往祭祀，先祭全节庙，次日祭拜大忠祠。(23) 由于大忠祠、全节庙均建造于岛屿之上，因飓风及海浪的腐蚀，建筑材料极易损毁，修建崖山祠庙仅十余年，就面临着重建的问题。加上海寇的不断侵扰，官员在祭祀路途中也不时遇险。嘉靖九年(1530)，巡按御史李美“以风波险阻，有司岁时艰于修祀”(24)为由，提议建行宫于新会县城北三里的圭峰山。(25)自此，官员不用远赴崖山祭拜，而是在圭峰山处进行遥祭，但由于不符合官方祭祀典章，立刻遭到新会士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以圭峰代崖山，乃“以神就人”，“祠典不正”，此事有悖礼制，应该恢复崖山祠庙的祭祀。嘉靖十年(1531)，儒学师生罗士实等呈文请求增祀典以崇忠烈，虽然这一提议获岭南道左参议官王洙等上级官员的准许，下令“加仲秋一祭，仍令依期于崖山致祭，不许畏避涉海，止在行祠行礼塞责”(26)，然而此令并未明确提及原本的春祭应继续在崖山举行，抑或是可以在新建的行祠举行，此后大部分官员依旧选择就近在圭峰山行祠祭祀。
